这两天读完了李洱的《花腔》。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非常特别、非常精彩的小说。
小说的主线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境遇和思考，支线则错综复杂，仿佛一株大树，你可以看到三根粗壮的主干向不同方向延伸，而无数枝条和叶片却紧密缠绕交错，难分难解。
主人公葛任，早年曾像鲁迅一样赴日学医，在日本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回国以后到医学院执教。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医治民众身体上的苦痛，莫如唤醒民众精神上的觉醒。后来，葛任像瞿秋白一样被报社派去苏联学习，又像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为了追求理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用他擅长的笔和思想，带领部队生产、学习和抗日。在一次与日军的二里岗战役中，葛任壮烈牺牲。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葛任究竟是死是活？
一首小诗《豌豆花》的发表，引发了各路人等对葛任之死的怀疑。妻子、朋友、部下、战友、敌人，心怀各异，纷纷开始追寻葛任的踪迹，一个又一个悬疑和谜团浮现出来。
葛任，个人。
有人说，个人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也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条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人的神经末梢。还有人说，葛任是一条魔毯，既能将你送入云端，也能将你推下深谷。
小说采用了三位人物口述的方式，这三位都曾与葛任有过直接接触。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如何去甄别错误，从不同叙述者相互矛盾的口中努力还原事实真相，推测葛任的处境和思虑，构成了对读者的多重考验。
第一部“有甚说甚”，讲述者：白圣韬医生，听众：范继槐中将，时间：1943年3月。
第二部“向毛主席保证”，讲述者：劳改犯赵耀庆，听众：调查组，时间1970年5月。
第三部“OK，彼此彼此”，讲述者：范继槐先生，听众：白凌小姐，时间：2000年6月。
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以及附注里的人物，他们第一人称的叙述涵盖了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百年的风云，康有为、邹容、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纷纷登场，与葛任发生着千丝万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历史的波澜壮阔、千变万化浓缩于一个小小的“葛任”身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令人叹为观止又唏嘘不已。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爱着葛任，有亲情、友情、爱情和革命情谊，但又都因为自己的目的而害了他，其间充斥着阴谋、犹豫和暴力。保持抗日民族英雄的存在性而牺牲个人性，在大革命时代背景下似乎是正当行为。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伤害许多无辜的生命，无论是革命组织的哪一方，也都不约而同做了默许。以伟大光荣的集体名义来抹杀个人，一直持续发生和进行着。个体知识分子曾经充满信仰，但是在现实面前，理性有时候让人陷入无奈、苦闷和彷徨。在一次又一次中国式革命的动荡中，个体知识分子的命运犹如风浪中的一叶孤舟。
卡尔维诺说：“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在这种意义上，《花腔》成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各种回忆录、报刊资料、历史事实、虚构叙事混杂在一起，甚至还有关于粪便学的论述。它的文体形式、语言方式如此繁复，兼具历史学、社会学、医学和考据学等专业知识。
《花腔》的复杂性、繁殖性、迷宫式、矛盾性、历史未完成状态和无限趋近式，像一张不断扩张的网，把所有的人物都包罗了进入，这些人物本身具有性格的多面性，又各自成为关系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继续衍生，直至无穷。最终，寻找葛任，成为一个被无限延迟、无法实现的任务。
这样一部小说，作者煞费苦心，又极具野心，他颠覆了传统的单线程叙述模式，采取多主线交织的方式，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既如同一部恢宏而精美的西方多声部复调作品，又如同一只万花筒，在不断旋转的过程中，变幻出无穷无尽排列组合的画面。
小说中还有很多物件和细节非常有趣，比如康有为的显微镜、保肤圣品乳酪膏、鲁迅的日记，在许多地方反复提到，这种鲜活首先是历史的真实，让读者能够进入历史的情境中。然后，再让其承担某种质疑的功能，让读者进入亦真亦幻的世界，比如巴士底病毒。
巴士底病毒隐射了一种革命的冲动，这种病毒来源于法国的巴士底狱。它是革命的源头之一，也是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源头之一。历史是真实的历史，革命的冲动也是真实的，知识还是真实的，但所有的真实组合在一起，却形成了虚构的巴士底病毒。虚构的巴士底病毒背后的意义，所达到的效果，对时代和人物产生的影响，又是真实的。
亦真亦幻，正是《花腔》这本小说非常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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