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丝绢案纷争1(马伯庸)

作者: 麟州神木 | 来源:发表于2018-10-01 08:07 被阅读3次

                        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江宁巡按、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大明官场特有的规则,使得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朝廷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纤毫毕现,形成了一幅颇具象征意义的晚明政治生态图谱。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所致,也不是盗匪所扰,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廓县——也就是说,徽州府的政府部门设在歙县,和歙县的县衙门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常年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其实不是歙县原住民,祖籍江夏,隶属于徽州境内的新安卫,是个军户——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位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然而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搁到现在,估计是奥数学霸一级的大牛。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需要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

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正好存在歙县。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就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到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过人的数学天赋,他注意到了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8780匹生绢的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工具书,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汇编,亦勉强可以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很久远的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在朱元璋还没当上明朝皇帝的时候,就已经是他的地盘了。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

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 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便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

而且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得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交了两百多年!

若这个说法无误,歙县简直倒霉透了,两百多年来交的冤枉钱是天文数字。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于是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帅嘉谟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立刻采取了行动。

帅嘉谟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儿,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疋,原额六县均輸,府志可证。”意思是:我去户部查过档案,这8780匹丝绢,原定是六个县一起交。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湖广总额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用的,是这么一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就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大意是:天下事最重要的就是均平,歙县的赋税很重,非常艰苦,正逢明君在位,所以请求施以公正的政策,也就是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

在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 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就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姓海名瑞,号刚峰……不必多说了吧?

其实真要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 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咱俩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我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线上支付的号召,你给评评理,这顿饭钱该谁出?” ——哪儿跟哪儿呀!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傻,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生生把节奏给带起来了。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滑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是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重视。

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 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瑞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儿,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知府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和当地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这一股民意,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巡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这也是为什么,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想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却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父母去世回家守孝,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业绩考核。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为辛未,次年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有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绩溪的态度——这无关钱粮之事,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但刀笔暗藏机锋,也十分厉害。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估计是被帅嘉谟挤兑的,不喊不行——“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锅,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 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是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哟。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维稳为主,不出事为最佳,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折腾一阵,总不会吃亏。闹大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引发民变,会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安危。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可呼之欲出。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

奥妙,出自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就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 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有句话叫鸠占鹊巢,结果“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气养了近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

在大明的体制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务——比如钱粮刑名之类——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职务世代相传,又掌握着专业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

尤其是钱粮一道,更是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让一个地主一夜之间没有立锥之地。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却得拨乱反正。

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交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却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出于维稳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隐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必取以证。”

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搓搓地记下别人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以力服,而易以理胜。”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你用武力打不服,但容易用道理说通。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省,管的乃是江南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采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

他所求的,只要能得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却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来自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南京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就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个人。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这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终于让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就连帅嘉谟,也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一进入万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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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徽州丝绢案纷争1(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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