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牌面，要求缉拿帅嘉谟。
缉拿令用今天的话翻译过来，是这么写的：这个帅嘉谟既然有本事告状，能耐一定不小，为什么一直流窜在外，屡次都抓不回来审问？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吧？请有关部门详细调查，尽快捉拿归案。
这道牌面的语气杀气腾腾，却又让人感到有点气急败坏。尤其是缉拿帅嘉谟的罪名，更是莫名其妙：
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这实在是有点不讲道理。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四年下的文，事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屡提不到”，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慢了。
这个罪名，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缉拿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就是世代从军的家庭，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 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我们歙县可没办法。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羈縻远避，未申情欵 。”意思是说，我回家路上差点让人给害了，所以只能远远避开，顾不得上报。
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是谁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
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只要一叫，乖乖地就回来了。
在呈文的最后，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 这个虽非决定性证据，但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
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
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
徽州府的缉拿令三月初九才发，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而到了四月初十，帅嘉谟的呈文，就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帅嘉谟又不可能使用官驿八百里加急。报信往返加上撰写呈文，只用了十七天时间，这……未免也太效率了吧？
除非，这封呈文，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就算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敢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
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帅嘉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月，徽州知府崔孔昕把帅嘉谟呈文迫不及待地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下。
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态度积极得可怕，而且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按道理，这事应该是六县合议，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若是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
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的申文竟然就发回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
姚学闵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表示。而姚学闵却根本不用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
知县大人说了，之所以会有“人丁丝绢”改成“夏税生丝”的篡改？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因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当然只能是歙县挨欺负了。
姚学闵甚至还披露了一段秘辛：“县里的老者说过，当年要交“人丁丝绢”的时候，徽州府的户房书吏们各自都有私心，不愿意让自己家乡受苦，就偷偷对歙县说，现在上头催促得紧，五县一时筹措不出，不如你们先垫上，回头五县再补给歙县。歙县当时没有正印官——也就是主要领导职位空缺，所以就这么认下来了。没想到户房翻脸不认人，不承认有这么回事，导致此税成了歙县的既成事实。”
这故事真的假的，没法查证，反正姚学闵说了，这是“父老相传”。
你说姚学闵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像磕了药的关二哥一样生猛？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都是退下来的本籍官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没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得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原来全都是省部级高官：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后五子”之一（顺便说一句，后人在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汪道昆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江珍，歙县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方弘静，歙县南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程大宾，歙县槐塘人，进士，历任南吏部考功主事，广西副使、滇南学正。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要说徽州，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歙县，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助阵，个个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队，别人眼睛都要闪瞎了。
有他们背书，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歙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筹谋已久。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哪里来得及？
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就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县个措手不及。
可是，歙县哪来的胆气，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就算有乡宦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
很快答案就来了。
五月十日，江宁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府志、赋役等文件，会同五县通查，一有结果，立刻上报。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江宁抚、按两院给的批复，都是“仰府查议报夺”——就是“尽快查明办理”，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
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却明显偏向歙县，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宪牌是公文的一种，所谓兵备道，是指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它虽有军方色彩，可行政上却归按察使管，一般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兵备道也算是监司职官，有受理诉讼的职能，同时亦可算作按察使麾下的一支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
徽州附近的兵备道，全称叫做“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道”，简称徽太兵道，由兵道副使冯叔吉兼领。由他出手发出宪牌，是暗示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
这一回，上有江宁巡按、兵道副使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面对这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五月十日兵道宪牌发出，五月十四日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算上公文在路上走的时间，徽州府几乎是一收到，立刻转发。
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懵了。这事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报告，过来商议。这回，五县不能像上一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得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是更朱熹老夫子的籍贯故里。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是神速了。
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那位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儿。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甚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吴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查阅黄册。
黄册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吴琯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要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太牛了，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陈嘉策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贡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苏、常独征白米；宁、太独征牧马；绩溪独征皇木。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就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也有了回应。
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数学学霸。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9700石，折绢4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8780匹。多交的4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
陈履的调查成果，还不止于此。
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却没有改动过。
所以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是靠自产。
《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私货啊！
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只记录到府就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就是帅嘉谟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是由县丞刘守德代理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乌头是一种有毒性的中药，根本扛不住呢！”
五县的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一番如同神魔小说般的情景：五大知县和一个县丞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在徽州府衙上空肆意互喷，口水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江宁巡抚那告状；有绩溪士民跑到江宁巡按那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道的衙署前面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哪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因为这个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都在积蓄，谁敢去戳？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的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交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履、陈嘉策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在这篇转发公文里，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对丝绢案的态度突变。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都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儿，到底查的如何了？
徽州府这才想起来。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后来因为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
谁知道，事隔四年，户部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聖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这是公文格式的一种题头，意思是，皇上、户部都批阅了，抄送有关部门）
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所以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搞不好还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
现在到了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是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去查洪武十四年初造的黃冊，如果是六县的赋税，那就承担；如果不是，要追究帅嘉谟责任。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
江宁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忧虑。
上下的压力，全积蓄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怒了，不带这么欺负人的，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报告的文书，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必须马上提交报告，不得有误。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他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了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更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本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会典》里却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会典》的写作原则：每一笔赋税，只记录到省一级就够了，不需要详细写明是哪一府负责——如果事事注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么！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这里原文写得特别复杂，都是第一年大米多少斤、第二年出产麦子多少斤的细节数字，咱们还是简单说结论吧，就是婺源虽然亏欠了麦子，但大米却获得了丰收，此消彼长，交税的总额并没有亏欠。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籍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傻逼，就算歙县长官傻逼，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现在的户部尚书殷正茂，也是你们歙县的哟。” 潜台词的意思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呐？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平定过广西的一次大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这是个深通军务的老炮，不知为啥，此时正好升官当上了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就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一次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来，反而是歙县知县陈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他五县共负8183两。”
“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 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负担已经沉重无比。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五县。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陈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陈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抛出一枚大炸弹。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更制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因为原文既长又繁琐，我就不给你念了，总之是细到几分几厘的一大堆数据，细到这地步，也算是古代大数据的一种了。在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一句话，叫“歙将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歙将何者相抵？”
这份呈词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从善如流，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也就是玄武湖——库房，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要南京户部批准。
不过在这之前，歙县其实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搓搓地想抢个先机，不料户部直接给他踢了回来，理由是你越级了，他们只受理府一级的申请。
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过，被户部以同样的理由踢回。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也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 、休宁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
应天巡抚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徽州人恐怕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他是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到审阅黄册的队伍中来。
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们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完全被这些自媒体控制了舆论。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V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仕、胡国用等蹦跶最厉害的意见领袖，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也必须得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动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黃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 然后派了一个王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
从洪武十四年至今的徽州府黄册，足足装满了二十个书架，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一百五十人。调查团一共就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许自己动手，得由王给事中、许主事两位官员查抄，再把抄件发给他们。效率会非常低下。
那还能怎么办？查呗！他们几个撅着屁股，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 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不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威性。如果黄册跟《会典》矛盾，应该要以后者为准。”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所以开始造势了！真是太混蛋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乱政” ，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中二百姓跑到按察使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愤青关了一批，又来一批，割都割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更制”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啊？没了？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
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的那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七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篡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抛出一句话：
“切思《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黃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黃册为成法,而妄奏藐《会典》、部劄为私书。”
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会典》就好，不要去信府志、黄册。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全白忙活了。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权威？无非是《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才死死赖住这一点。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当地论坛，直接炸版。各县大V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已经到了要开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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