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商之后，周王朝直接接管了商朝的大量工匠，这些技能娴熟的匠人随着分封四处流布，再加上周统治者的重视（如周公鉴于殷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发布严格的禁酒令，一旦发现“群饮”，格杀勿论，唯独对掌管手工业的百工网开一面），西周的手工业水平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商朝。
尤其是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数量、铸造技术、品种变化上都大有发展。其他如车辆制造业、制陶业、纺织业、建筑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是，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都由官府经营，即所谓的“工商食官”：一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都在官府控制下进行，这是周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周最主要的手工业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它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在数量上比商代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
西周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没有像商朝的司母戊那样的巨鼎，最大的大盂鼎也不过153.5千克，但是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商代。周原是西周的发祥地，在这里出土的窖藏或随葬青铜器群也特别密集，仅从1890年到1960年间就发现了7处窖藏青铜器群，一处从几十件到百余件不等。
除了在数量上大胜于前人外，西周青铜器在品种上也有很多变化。殷人喜欢饮酒，酒器特别流行，而西周革殷之弊，减少了酒器铸造，增加了炊饮器具，并出现了新品种。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河南洛阳北窑村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址是周王室的大型铸造坊。从该遗址出土的熔铜炉残片看，当时用于铸造的燃料是木炭，采用的是“内加热”法。当时的熔炉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分别铸造大小型号不同的铜器。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纯熟还体现在陶范制作技术的改进上。在商朝时，一个模型只能翻一次范，所以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而西周则一模翻制数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西周后期青铜器的器壁由厚重变为轻薄，纹饰也由繁缛趋向简朴。由于陶范技术的进步，器壁上刻铸的铭文十分普遍，篇幅也逐渐加长。
周代的车辆制造业也很发达。周代是“工商食官”，这些戎车一般由地方按军赋缴纳，或直接由官府制造。按照《考工记》记载，周代的车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辕驾四马用于战争、行猎或行旅的戎车，称之为兵车、田车或乘车；一类是两辕驾一牛的用于运输的牛车，称之为大车、柏车或羊车。当时的车全由木制，靠胶筋皮革加固，几乎不用金属，所以对造车技巧要求非常高。《考工记》所列“攻木之工”有7种，其中就有轮、舆、车3种专门制车的工匠。周人造车，分工明细，各司其职，车轮和车盖专门由“轮人”制造，车厢专门由“舆人”制造，车辕则由“辀人”负责。
漆器作为礼器和实用器皿，在周的地位仅次于青铜器。西周的漆器在商的基础上更加流光溢彩，彩绘以朱、黑、褐三色为主。西周的漆器除彩绘外，还有雕花，即在木胎上雕出花纹图案再加以髹漆。这种工艺在商代已有，到了周代得到发展，西周的漆器工艺还有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在漆器的主要部分和易损部分包上铜或镶上青铜附件，便于长期使用。
西周的陶瓷业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陶器依然是生活中应用最广的器皿。西周的陶器，早期以红色粗泥绳纹陶为主，主要器皿有鬲、簋、豆、鼎、碗、盆、尊、缸等；晚期以泥质素面陶为主，器类以鬲、甑、豆、盂、罐、瓮为常见。这时的制陶技术以轮制为主。与商代相比，器形更加丰富，胎质更为细腻，施釉水平也显著提高。釉色以青色和黄色为主，故又称“原始青瓷”。这种原始青瓷，烧制时的温度达到1200度，胎质结构细腻，吸水性差，已接近瓷器，达到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纺织业也是西周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在《诗经》中有很多关于桑蚕、纺织的篇章，如《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皇，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中不仅反映了采桑、养蚕、纺织的场面，还反映了西周染色的情况。纺织物的染色技术在西周有了很大提高，《周礼·天官》说由“染人”专门掌管丝帛的染色技术。《诗经·唐风》中也提到了鲜艳的枕头，灿烂的锦被，可见西周的丝绸织染业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在黄河、渭水流域，桑蚕业很普遍，在陕西、河南的西周墓葬中，都有栩栩如生的玉蚕发现。
除了丝帛外，西周最主要的纺织品还以麻、葛为主。在西周，人们已经掌握了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将麻皮沤泡后把纤维分离出来。在西周的贵族墓葬群中，经常有纺织品遗物出土，其中不仅有平纹织品，还有斜纹提花织物，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墓葬中，发现一片带有斜纹提花菱纹的织物残片，这种菱形图案是用提花机织出来的。此外，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用“辫子股”绣的刺绣针法，这种刺绣针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西周承夏、商，其文明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克商之前，周作为文明程度不高的属国，其手工业水平远低于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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