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个自由、平等、又其乐融的家庭，也是我理想中的家庭模式，父慈母爱，热气腾腾。
01
妻子施松卿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在学校读书时两人并不相识。毕业后，汪曾祺在联大学生办的中学当起了老师，认识了同为老师的施松卿。
两人相见恨晚，在教书之余一起吃饭、看电影、散步，还一起养过两匹军队里无人认领的马，那段时间感情迅速升温。
离开昆明后，两人一个回了福建，一个去了上海。直到施松卿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才结束了异地恋，一同去了当时的北平。
初到北平，汪曾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能寄宿在施松卿教书的北大红楼，四处寻找工作。最终在沈从文的帮助下，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办事员的职位。
后来几经辗转，最终到了北京京剧团做了专职编辑。
他们在北平安了家，从此不离不弃相守了快半个世纪。
汪曾祺被打为“右派”，去张家口劳动改造时，施松卿一个人在北京一边努力工作赚钱，一边拉扯着三个孩子。
文革时，汪曾祺被批斗，写大字报，抄家，剃头，被分配去打扫厕所，施松卿会在家给他做好饭，让孩子打好酒，默默地等他回家吃饭。
汪曾祺不善于料理俗务，一篇文章要发表，发在哪些杂志上，有多少稿费，一概不清楚，施松卿便是他的秘书，帮他寄书、寄信、整理文稿、取稿费，而且接待来访的客人，端茶倒水。除了照顾好三个孩子，还把他的生活起居全部安排好。
后来施松卿因心脑血管疾病卧床不起，汪曾祺便随叫随到，在床头陪着她聊天，聊一些轻松的、让她愉快的话题。但不久，汪曾祺因肝硬变匆匆离去，施松卿也郁郁寡欢，很快离开了人世。
这一对历经苦难的“老鸳鸯”，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养育了三个儿女。汪曾祺七十三岁生日写道：“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
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一起慢慢变老，相视而笑，便是最浪漫的事！
02
汪曾祺曾说：“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他便是这样的人。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父亲，在一起喝酒、抽烟，“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他对自己和父亲关系的注解。
对自己的孩子也是，父子成兄弟，父女成兄妹。平等、尊重的面对他们，温文儒雅，从不乱发脾气，像一个孩童一样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孩子们小的时候，经常在他头上扎小辫，他就戴着满头的绸带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还带着孩子们手工做风筝，然后一起到空地上放风筝。
被打为“右派”时，派去张家口劳动，快两年不能回家。终于被组织批准能回家时，孩子们跟他已经有了陌生感。
他便和女儿一起唱当时流行的歌剧，让幼儿园下课的儿子爬到自己背上，在大街上连蹦带跳的走，并发出各种怪叫声，全然不顾路人诧异的眼光。
他每次回家都会给家里带去欢声笑语，曾经无法陪伴的隔阂很快便消失了。
汪曾祺在外是名声大噪的大作家，在家里却是“地位最低”的那一个。
他们一家五口挤在两居室，睡觉还要支起折叠床，家里只有一个能写字的桌子在小屋，但是女儿在工厂上班三班倒，夜班回来就在小屋休息，他急着写文章，又不敢打扰女儿休息，憋的满脸通红，到处乱转，样子就和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一样，儿女们便打趣地问他：“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一开始，他还郑重其事的说：“瞎说，什么下蛋，是写文章”，后来便习惯了，也跟着起哄说：“别闹，我要下蛋了”！
他写的文章，每次都会先给家里人看，让他们提提意见。家里人总会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连上小学的孙女都能挑出爷爷文章的毛病，文章结构不对，段落分的不对，标点符号乱用，著名作家的文章，在孙女的眼里却是不合要求，勉强及格，老头儿非但不生气，还很得意，及格了，不赖！
有一次，他的妻子陪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家跟孩子们说，你爸爸在外边可受人尊重了！但在家里，他总是那个用清风化雨包容着所有人的人。
汪曾祺的作品朴实却很温暖，他为我们讲述日常生活的美好、有趣，那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往往是最值得珍惜的。他对苦难讳莫如深，曾经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几乎不曾出现在他的文章里。
儿女们后来回忆父亲，“爸爸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将他们付诸文字”。
汪曾祺的作品让我们读来如沐春风，这个可爱的老头儿，把苦难都留在过去，用赤子之心去面对生活，经营家庭，写就文章，也影响了很多的读者，积极的面对生活。
纵使疾风骤雨过，我自巧笑嫣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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