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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曾经有段时间，拳坛上有一个二三流的角色，自称“狂人”，专门挑战传统武术的所谓“名人”，传统武术在凶狠迅捷的西洋拳术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舆论哗然。双方粉丝唾沫四溅，似乎不分上下，其实对传统文化带来很大的伤害。罪人就是那几个所谓的“名人”，罪不在输拳，罪在他们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却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们败坏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传统武术最忌好勇斗狠，如有双方比划手脚的，讲的是“切磋”技艺，点到为止，赢得一方最后都要道一声“承让”。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陶冶性情，而不是争一时之高下。这就跟中医和西医难分高下一样，它们完全就是两种文化、两种理论体系，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你甚至可以说那是信仰的不同，完全没有必要一较高低。所以几个所谓的“名人”贸然出战，真的是不知进退，不得传统文化要义之一二。
讲到进退之道，一般人都知道需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但是如何权衡？弄不好就会走入歧途，变成机会主义的势利小人。
02
严子陵垂钓于桐庐江畔，是沽名钓誉还是高风亮节，这在历史上引起很大的争议。
严子陵和光武帝刘秀，曾经是同窗好友。后来刘秀夺得天下贵为天子，冕旒蟒袍，端坐龙椅，严光却反穿羊裘，垂钓于桐庐江畔，这场景对比强烈，颇富戏剧性。刘秀念旧，思及光同学的才华，便把严光延请至京中。严光不肯先入宫觐见光武帝，偏要刘秀出宫来看他，刘秀来了他也不起床，刘秀就摸摸他的肚子说，老同学出来帮帮我吧！严光却说，哪有强迫人做官的？
刘秀把严光请进宫中，叙旧谈心，严光盘桓多日，始终不以君臣之礼面圣，甚至睡觉的时候把脚搁到当今皇上的肚子上，搞得太史急忙奏报“有客星冲犯帝座”。最后刘秀授他谏议大夫之职，严光坚辞不受，归隐富春山水之间，享年八十。
范仲淹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刘伯温则看不惯严子陵的做派，说“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王世贞更是讽刺他沽名钓誉。
说他沽名钓誉的，大概是说刘秀对他格外厚待，凭着他和刘秀的同窗之谊，普天之下谁敢惹他，在野胜于在朝，还博得个隐士高人的美名。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严光与刘秀虽为同学，却比刘秀年长34岁，刘秀请他做官的时候，他已经64岁高龄。在刘秀创业的艰难岁月，他未曾建立寸功，如今倒要以衰退之身出来吃现成饭了吗？此君子所不为。承平之世，加官进爵自有条法，岂可凭同学之谊枉受爵禄？严子陵可谓进退有道。
严子陵退守山林，出世静心，远离红尘，正是道家的风范。这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张志和的名作《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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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么身逢乱世，又当如何？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两个垂钓的故事。有一天，庄子钓于濮水，楚威王的使者请他到楚国做官。庄子说，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活了三千岁，死后被楚国用锦绣包裹置于匝中，供奉于宗庙之上。你说神龟是愿意死后被你们供奉呢？还是宁愿活着，在烂泥里甩尾巴？使者回答说，当然宁愿活在烂泥里。于是庄子朝他挥挥手，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焉。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俛吟，及暮而释竿。”
同是乱世垂钓，庄周宁愿曳尾于涂，不愿效力于楚国，因为他钓的是真鱼鳖，诸侯乱战，圣明的君主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宁愿亲近自然，清静而无为。而姜太公却以逾古稀之年出将入相，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成就一代伟业。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他钓的是人，是明君，而且钩是直钩，偏要直中取，不愿曲中求，所以他等了56年，否则以他的才能，何尝不能在商纣王朝谋得高官厚禄？
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但乱世之秋，成就功名伟业的，却往往是道家人士，如姜子牙，范蠡、张良、徐懋功、苗光义和刘基等，他们辅佐的都是真命天子，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走的是顺乎自然之大道。同时道家遵循“功成身退，天之道”，而不在乎个人的功名利禄。
04
儒家则主张入世有为，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理想抱负上说，孔子就是万古的楷模，他虽然身逢乱世，“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但为了鼓吹仁政，仍不辞劳苦奔波于诸侯之间，“栖栖一代中”。
他的学生子路是实践的典范，子路曰：“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卫国都城发生内乱，子路当时在城外，他完全可以不蹚浑水，但他临危不惧，冲进城里，最后竟被砍成肉泥，临死之前还要把帽子戴好，说“君子死，冠不免”。为了心中的道，子路可以大义凛然，勇往直前，舍生而取义。
孔子不赞成子路的鲁莽，曾说子路“不得其死”，不幸言中。进退之道，孔子有他的原则和策略，他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面对昏聩无道的君主，孔子是主张退而隐的。
儒家总体上主张积极入世，但不以个人的名利为目标，而是以有道无道为条件。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谷，代指俸禄，就是说碰到有道之君，士人就应该积极进取，获取名利，但如果在无道昏君底下高官厚禄，则为士人所不齿。
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则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都不把个人的得失作为进退的依据，而是胸怀天下，进就要做利国利民的事，范仲淹退而不忘关心国家的前途，孟子退也不自暴自弃，消极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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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传统文化，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主张进退有据，这个据就是道义，而不是面前的利。从个人讲就是首先考虑国家的得失，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名利；从国家讲，就是求大同，和谐万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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