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欧洲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影响深远，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心中的位置，“它就像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

高尔基曾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一个。”的确，托尔斯泰创作中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复杂性，早已彰显在每一个阅读过他的著作并受到他创作思想影响的人面前。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此时正是作家世界观发生激变的时期，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贵族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矛盾，

《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他和作者其他系列作品主人公一样，都是“探索型”的人物——关注意识形态、人类之爱等终极目标的问题，而“探索性”源于思想的矛盾性。

现从个人情感道德、政治阶级立场、宗教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评价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

一、情感道德

在小说开头的聂赫留朵夫，生活奢侈、华丽、麻痹、空虚，既有着与有夫之妇的一段不正常关系，又和公爵小姐一家交往有过合乎道德生活的愿望，虽然此时十年前诱骗卡秋莎的往事还没出现在他脑海里，主人公人物性格中情感心理的矛盾已一览无遗。

与县首席贵族妻子的私情中，“这种关系日益令聂赫留朵夫感到迷恋，同时也日益感到厌恶”，这种既迷恋又厌恶的感觉，在此处已经埋下了伏笔；对柯察金小姐的婚姻问题，“像他这段时间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得到解决。”结婚与不结婚，理由同等。

这时他所持的道德标准是当时上流社会“大多数人所想的”，与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成立家庭，与像卡秋莎这类的女孩玩一玩之后给一百卢布钞票算是补偿。所以对他来说“纵然下定决心也难以现在求婚”的原因，“并非他十年前诱骗过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事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而是他和一个贵族有夫之妇的私情还没有彻底中断。这就是“复活”前的聂赫留朵夫，一个看不到精神上的自我、内心麻木空虚、过着荒淫享乐生活的贵族青年。

但是，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法庭上与卡秋莎相遇之后，他矛盾的表现、内心复杂而痛苦的思想活动已展现出少年时聂赫留朵夫善良的天性。“她能干出什么坏事呀？”、“难道她认出来啦？”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既害怕在法庭上被卡秋莎认出来颜面扫地，又对自己十年前犯下的罪过、在重新鲜活的记忆面前羞愧痛苦。此时他对卡秋莎的情感，既惭愧怜悯，也带着一丝嫌恶，只想快点忘掉这痛苦的经过。

起初，他对卡秋莎的感情是纯洁美好的，当他还是个快活和充满理想的少年。三年的军队生活，他身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让自己处于疯狂的利己主义状态中：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了，不相信崇高的、出众的精神上的自我，转而被肉体上的自我——各种欲望所束缚。托尔斯泰在描写他引诱卡秋莎时，依然将他内心情感的矛盾性刻画了出来，这也是聂赫留朵夫性格上的特点。“他本应当相信自己，可是他却不明白，这种尴尬和羞愧正是他灵魂中最善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一下站住了。此刻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斗争的。他对她的那份真情，声音虽然微弱，毕竟还可以听到……而另一个声音却在说：瞧，你要错过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幸福了。”肉欲的他最终战胜了精神的他，而此时矛盾的情感心理也为将来重遇卡秋莎、触动灵魂的复活奠定了基础。

从聂赫留朵夫选择在生活里将这件不光彩的记号给忘记，可以看出与卡秋莎的往事回忆灼烧着他的良心。

在他心灵的最深处、最隐蔽的地方 ，他知道并认为自己的行为十分卑鄙，反而只有不去想这件事，才能继续精神饱满、愉快的生活。在法庭上，他的思想斗争非常强烈，但每当他出现一个卑劣的念头时，过一会又有另一个想法占领他，也暴露了聂赫留朵夫性格上的软弱摇摆，思想上强烈的矛盾性，避免不了性格中的软弱。这在他后来被玛丽艾特所吸引时，对她着迷与厌恶的感觉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相同的，一方面他对上流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心存眷恋，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伪善、虚伪又深恶痛绝。

当聂赫留朵夫决定跟随流放的玛丝洛娃（卡秋莎）去西伯利亚，离开曾经生活熟悉的贵族社会圈子，精神上崇高的聂赫留朵夫才已经“复活”。他做出了一系列行动在上流社会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这种“叛逆放荡”的行为不仅是与从前的贵族阶级决裂，走向人民，也是聂赫留朵夫灵魂上真正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

随着聂赫留朵夫奔走于法庭、监狱、乡下、彼得堡上层社会，一路上的经历与感受，这条“复活”之路是痛苦和艰辛的。开始只是单纯为了玛丝洛娃的案子奔走，在这个过程中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情感上发生了变化。

当他开始决定用行动请求玛丝洛娃的宽恕时，他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被自己的美德所感动，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为了道德上的满足，“一种特别兴奋的情感便充满了他的身心，泪水慢慢地涌上了他的眼睛”。精神上的自我一旦苏醒，便强烈要求获得释放。直到他第二次在狱中见玛丝洛娃，她带着仇恨的控诉：“你想利用我来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利用我救你自己。”他才意识到他对她造成的严重伤害，此时的他心里是恐惧，而以前的聂赫留朵夫一直十分得意地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忏悔。当他战胜心中的这种恐惧，继续他的忏悔之路时，展现出人物的道德自省，注定是曲折的、呈螺旋式状态向前发展的。

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疑问：聂赫留朵夫是真爱玛丝洛娃的吗 ，他一直都在救赎自我，探索人类之爱、整体意识等终极问题，可能只有曾经纯真的少年聂赫留朵夫，与少女卡秋莎的感情是发乎自然的，它作为一份宝贵的记忆存在于聂赫留朵夫的生命之河里，也将永远不再回来。

二、 政治阶级立场

聂赫留朵夫的阶级立场集中反映在他对待土地问题的看法上。还在大学时，因为信奉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把一小份土地分给了农民。那时的聂赫留朵夫还是年轻、稚嫩的，这种行为反映了他理想化的精神世界。军队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奢侈的行为习惯，更加从物质资料上加重了主人公矛盾的性格品质——奢侈的生活习惯与信念相违背，一旦放弃土地就等于放弃自己的家业财产， 无法满足肉体的自我日益膨胀的需求。对待这种矛盾，小说开头的聂赫留朵夫是采取回避的方式，避免自己陷入不快，“自从他在军中服务，养成每年花费近两万卢布的习惯以来，所有的这些观点已不再对他的生活具有约束力，他不仅从来不问自己对遗产抱什么态度，而且还竭力不去想这个问题。”

伴随着主人公多次心灵的震荡、思想上的摇摆，他心中原有的上帝在他的意识里苏醒。首先在库兹明庄园里，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以不高的价钱分租给农民，在中途对自己的产业有过留恋，这符合主人公的性格，但最终农民并没有感激他，“他损失很多，却没有能满足农民们的期望”。然后在姑姑名下继承的庄园，他见到了很多穷人，找到了自己心中信仰的光芒：“土地好比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不应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应成为买卖的对象。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和土地给人们提供的好处。”他的脑海中有了一套关于怎样对待、分配土地的方案，还是借用亨利。乔治的主张，形成了自己想法，最重要的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公然的反对土地私有制度，等于触及到当时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引来上流社会的猜疑和不安。此时聂赫留朵夫身上的矛盾性又体现出来了，他是温和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代言人，既否定了沙皇国家制度的根基，站到了农民的阶级立场中来，也不能彻底的同原来所处的贵族阶级决裂，表现在为卡秋莎案情奔波时对贵族圈的依赖，在西伯利亚将军家时依然留恋熟悉圈子的一切。“聂赫留朵夫重又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之处，不禁感到洋洋得意”，“完全沉醉在漂亮的陈设、美味的菜肴以及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有教养的人的轻松愉快的周旋之中，仿佛最近这段时间他生活里发生的那一切，只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似的。”就是这个一个充满矛盾思想的个体，注定他的灵魂是痛苦的，软弱的，后来转到宗教领域去寻求超越解脱。

如果说在玛丝洛娃的案件中，让聂赫留朵夫发现了陪审员的失职、看到了自己的罪恶，那么在后来的过程中从对自己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质疑沙皇俄国体系的司法制度，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产生这种人的环境，反而鼓励制造这种人的机构。’”聂赫留朵夫想到这个庞大的政治制度，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替代。他对曾经熟悉的上层社会感到厌恶，在监狱里的所见所闻更让他耳闻目睹了专制制度下的黑暗。

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的经历中刻画出当时部分权贵阶级人物的肖像画：虚伪的玛丽艾特，自私利己的官僚，人们追求肉体的刺激麻痹精神，在道德上没有追求，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想法为各自的残忍自私自圆其说，心安理得地剥削劳动人民并享受着他们带来的果实。聂赫留朵夫自己呢，“不由自主地屈从于这个圈子里流行的轻浮和不道德的风气的影响”， 同时也清清楚楚的知道，“所有那些被当做重要且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渺小和卑鄙的，所有这些豪华和奢侈的东西，其实都在掩盖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罪行，这种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被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加以美化。”聂赫留朵夫开始探监时还对监狱里的恶人抱有恐惧，经过彼得堡之行，他无比清晰的明白，那些被抓、被关押、被流放的人，只是由于他们妨碍了官僚和财主们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而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也丝毫不会因为无辜的人们受罪而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清除危险分子。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在思想上已经完全站在了人民的队伍里，他决定去西伯利亚，离开原来的阶级圈子，拯救自己的灵魂。

综观聂赫留朵夫的“复活”之路，主人公一直是以忏悔的方式展示着人物的道德自省，完成了精神的转变。这符合托尔斯泰宣扬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作者在创作时将主人公一定程度上作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人，他真诚的忏悔，积极的“放弃”，成为伪善的揭露者，最后自我流放也是符合发展规律。

在聂赫留朵夫跟随流放西伯利亚中，他在监狱的所见所闻，对革命者的认识和了解，使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聂赫留朵夫在深入了解政治犯后，发觉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那是政府关注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必然结果”，他尤其喜欢克雷利佐夫，最后也看到了他的死亡。还有农民纳巴托夫，工人马克尔，聂赫留朵夫不喜欢的诺沃德沃罗夫等，这些人物构成了一副丰富的画面。列宁说过，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所有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展现出19世纪沙皇统治下俄国的世间百态，聂赫留朵夫最终醒悟，这些官僚没有丝毫同情仁爱之心，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是为了掩盖一己私欲和残忍，他们心中的上帝是帮助加固自己的统治。

然而精神的决裂又是持续不断的灵魂折磨。令聂赫留朵夫苦恼困惑的是，他找不到为何要这样做的答案，也看不出可以战胜它的方法。他买来一些书籍，却越读越失望，最后在《福音书》中悟出道理：为了摆脱苦难，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一直是个探索型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受他思想性格矛盾的影响而不断的“寻求”，罗曼。罗兰曾说过，“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信仰统治着现实，但仍站在现实之外。”

三、宗教意识

罗曼。罗兰曾指出，“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基督当做是何等人呢？当做圣贤中最高的一个，当做一个指示人以真正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路的人，就与释迦摩尼、婆罗门、老子、孔子、依撒一样。”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在于它的道德规范，通过内省进行自我完善，宣扬爱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友爱、平等，宽恕、忍受欺侮，而他笔下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又是怎样的呢？

《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力量，也和人物性格上的软弱性、矛盾性是分不开的。他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大批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在痛苦的自我救赎之路上找不到出口，而宗教中的忍耐、温顺、平等、爱等教义就像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心灵的创口上，“只要人们奉行这些戒律，那么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国，人们就会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他不能彻底的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只能在生活中寻求妥协。

但聂赫留朵夫最终会完全皈依宗教吗？其实，以他寻根究底的性格，放弃“探寻”，固定在某一种“意识形态”上去全然相信，恐怕也是很难的。从对教堂伪善的揭露——那些信仰、上帝仅是为了掩盖最野蛮的私欲和残忍，到在《福音书》中抓住生命意义的稻草——在非常疲惫的状态下打开，聂赫留朵夫也经历了漫长的求证。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尊严与卑劣、美与丑、伟大与渺小，才生动的展现出来，生命的律动与张力在永不停息的探索中得以彰显。

托尔斯泰不愧是伟大的艺术大师，小说情节集中、结构紧凑、细节细腻、肖像生动，在读《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时，我就像在与一位身边的老朋友进行对话，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每个人人性共同的地方，作者运用景物与人物心理对照描写、心灵辩证法等艺术手法，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一个矛盾的精神王国细腻地表现出来，将自己的精神思想通过主人公传述，为聂赫留朵夫“在人间找个地位”。小说有个开放性的结尾，聂赫留朵夫也可能在《福音书》之后选择再次勇敢的面对一切，去怀疑，去否定，如托尔斯泰所言：“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本身也在不断的运动，因此人的一切也只能解释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