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生》这本书扉页上的文字，一开篇就为这本小说做了总结。任何曾经在人生岔路口犹豫过的人，读过这段文字都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人生》这部小说大约14万字，写于八十年代初。作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路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多年来高居高校图书馆借阅榜榜首。1992年11月17日上午，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失意知识青年，巧遇善良村姑
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主人公高加林高中毕业回村里当上了民办小学教师。他对这个职业相当满意，毕竟他是农民出身。在七八十年代，凭借个人能力，当个小学老师，其阶级跃升程度好比今天出身于农村，考上985、211当上了省会城市重点中学的教师。
当然，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大队书记高明楼以权谋私，让他儿子顶替了高加林，高加林还没把这个职位坐热，就丢掉了饭碗。在这段他人生的至暗时期，农村姑娘刘巧珍，手里提着竹篮子，胳肢窝别着手帕，身型纤巧的从乡间道路上朝他走了过来。
她以她那颗淳朴又善良的心，以及亲昵的举动，轻轻触碰有志青年高加林的心。两人在乡间道路上并肩走着，越走越近，越挨越紧，心脏扑通扑通，“嚓”——电光火石之间，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
巧珍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边。
血“轰”一下子冲上了高加林的头。他吃惊地看着巧珍，立刻感到手足无措；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灼疼。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爱情？来得这么突然？他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带着这复杂的心情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他面前的巧珍。巧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又开始走了。
在岔路口，巧珍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加林的篮子里，头低下，小声说：“加林哥，再亲一下我……”
高刘两人好上了。七八十年代，农村姑娘刘巧珍和文化人高加林爱得那叫一个热烈。众目睽睽之下，巧珍坐上高加林自行车的后座去逛县城，这在当时的农村，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刘巧珍只要跟着高加林，就是让她去跳崖，巧珍也会眼睛不闭就跟他跳下去。正所谓“you jump, I jump”。然而他俩可不是游艇上的Jack和Rose，巧珍不是贵妇人，高加林也不会为了爱情做出巨大的牺牲。这乡村爱情故事正发展的顺顺当当，高加林就又有了去城市的机会。
巧珍VS亚萍，究竟哪个是真爱？
来到城市工作的高加林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黄亚萍。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突然间就有了第三者插足。
黄亚萍是小说的女二。她不仅“白美”，关键她还“富”，全身洋溢着“文艺女青年”的气质。
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和她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两个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知识文化背景上相似，有聊不完的话题，按现在的话说，仿佛是遇到了“势均力敌”的爱情。
能聊就很有戏，越聊越深，越聊越嗨，越聊越投机，发展出感情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小说里是这么描写的：
很快，他们就进入了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之中。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
傍晚，他们就东岗消磨时间；一块天上地下的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地唱歌。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她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
他的情绪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黄亚萍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
高加林移情别恋了！大多数读者读到这里简直是激动又憎恨，对高加林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不得不否认高加林和刘巧珍之间的确有知识水平的差异，没话说的感情，早晚沦为一潭死水。用书本知识武装起来的高加林，二十出头，有知识有文化，血气方刚。他恨不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有理想有抱负，一心想着向上攀登，走上人生巅峰，怎么甘心一直在乡间道路上和巧珍你侬我侬？
这时候，脚踏两只船的高加林受到了自己内心的谴责，一个是在自己人生失落时，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农村姑娘刘巧珍，一个是自己人生得意时能畅谈理想抱负的黄亚萍。
高加林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他想起了巧珍无私而温柔的爱。有一次他俩见面了，巧珍给他讲的却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他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
看来能聊是比不能聊要管用，高加林反手就抛弃了乡下的恋人 。但是过了不久，在与亚萍的相处过程中，高加林渐渐发现：和亚萍深入接触，才感到她太任性了。他和她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
高加林可谓是又渣又纠结。要是遇到现在的女同胞，很难留着他到过年。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
了解一下七八十年代，农村和整个社会的一些状况，不难知道：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城乡间流动，农村出身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但并未通过考大学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并不被城市接受。
换句话说，高加林出身低微，有一定能力，但能力不是最高，高到可以名正言顺留在城市。他念过书，不甘心种地，对远方的生活又有了好奇，想要在城市干出一番事业。这下就矛盾了，他必然受困于现实。
路遥的《人生》发表之后，关于高加林的讨论就没有停过：他是现代的陈世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出身微寒的奋斗者？觉醒的农村青年？
重回底层，阶层壁垒打不破？
笔者在第一部分开头介绍过，高加林实际上有一份小学民办老师的工作，只是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高加林受过教育，显然他要维权，他不能让自己的利益受侵犯。
然而他选择的方式不是打官司，那个年代法制尚不健全，也没法打官司。换作今天，冲动青年高加林可能马上上网发微博，艾特几十个大V，试图掀起一场舆论的狂潮。可是那时候哪有什么互联网，他连小传单都发不了。
面对别人的以权谋私，这个高加林的处理方式是：马上写信给时任副师长、退伍后位居劳动局长的叔叔，虽然他叔叔没有给他安排，但又有领导想巴结他叔叔，就给他安排了工作……也就是说，当他被以权谋私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用同样“走关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走关系不成，反而凭借和叔叔的关系被人送了个人情。高加林因此成了县委大院的通讯干事，这也使他重新进入城市，得到了城里的工作。
就在他进入城市，和黄亚萍发展出感情后，他实现人生抱负的欲望更加强烈。所以他爱黄亚萍是一方面，这是真的，但他要借助黄亚萍为自己未来的升迁发展铺路，这也是真的。农村姑娘巧珍，显然帮不了他，他这才有了放弃巧珍的决定。
但话又说回来了，人生之路，并不会那么严格的按个人的心理计划推进。可能这人情送得也并非严丝合缝，没过多久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的这件事被情敌告发了，他瞬间失去了城里的职位，只好回去农村。
高加林颓丧的重回农村。令人意外的是，家乡人给了他各种安慰，特别是顺德老汉的话：
“听说你今上午要回来，我就专门在这里等你，想给你说几句话。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他用枯瘦的手指头把四周围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
高加林跪在土地上认清了现实和自己处境，他没有对社会失去希望，也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他决定站起来，重新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他灭了心中的欲火，重新有了愿意为之奋斗的朴实梦想。
这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折射出个人选择与时代特点、社会风貌息息相关的小说。小说表面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关青年人爱情选择和职业去处的选择。然而，从高加林爱情和就业抉择中，让人体会更深的却是：以权谋私和“人情政治”的常态化和根深蒂固。书记的儿子占了高加林的职位，高加林马上又给亲戚写信，就算亲戚不帮，也有人想借机送人情。高加林虽然得到一个职位，但他和那群他不屑的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思路。
高加林做了“不光明的抉择”。可他后来又被别人拉下马。他抛弃了巧珍也未得到亚萍，他是主动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还是充满欲望而受困于现实条件的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背后藏着特定时代社会选拔人才的条条框框和生硬规则，让他这种年轻人不得不做出那种“抉择”。是人选择了路，还是路选择了人呢？
反观如今从农村考出去的青年人们，想在房价高昂和就业市场低迷的城市站稳脚跟，也有着高加林般身处的困境。面对向上攀登的心和逼仄的现实生存空间，是选择“佛”下去，还是来个漂亮的“逆袭”？亦或者在不温不火中坐看云淡风轻？
当然，无论面临如何艰难而尴尬的的处境，在做出选择时，是不是该保持最起码的底线，这底线对于个人，对他人来说，到底是什么？这里笔者没有固定答案，就留给每个读者做出自己致良知的具体回答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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