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的嫁妆

东方领军作品

三姐是在十八岁那年出嫁的，那年我十五岁。要说起来，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其实三姐原本是不该这么早就出嫁的，从三姐决定嫁人的那一天起，我就很清楚地知道，三姐的仓促出嫁，完全是为了我——她的亲弟弟。

我娘总共生养了我们姐弟六个，除了幼年不幸夭折的二哥，我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也就是说，我是家里的老小。

那个时候，我的大姐和二姐都在外地工作，而且都已经结婚成家；大哥也已经娶了我大嫂分出去过他自己的小日子了，家里就剩下了爹娘、三姐和我。

在我的老家，至今还延续着这样的风俗:乡村里庄户人家的男孩子，一过十五岁，家里人就该为之张罗着盖新房了——这是为几年之后的“娶新娘”做准备的。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那个还不怎么时兴“自由恋爱”的年代里，生活在农村的青年男女，多是靠“专职媒婆”的牵线搭桥，才成就下了一对对后果难料的姻缘。

而对于一个既无或显赫或殷实的家庭“背景”，自身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村男孩子来说，盖下一排崭新的大瓦房，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落实了这个“硬件设施”，才等于是“栽下了梧桐树”，才有可能“引得凤凰来”。要不然的话，不要说是“凤凰”了，就连那些个“专职媒婆”都不肯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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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的婚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我的爹娘提上“议事日程”的。当然，我的爹娘从不压制儿女的意愿，也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虽然他们也以长辈的身份表了态，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的三姐。

而促使三姐下决心出嫁的主要原因之一，竟然是为了给我完成“盖新房、娶新娘”的“宏伟目标”——当时家里的境况是很贫穷的，我爹一连当了十三年的村支书，是一个闻名于乡里的“清廉干部”。

他整天脚不沾地儿地忙于“村务”，不但没有干过家里的一天农活，还搭上了我娘省吃俭用的一点点积蓄，使得家里的日子过得是整天的“清汤寡水”。

这样的家境，如果没有“外力”的帮扶，别说是盖新房了，就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为这事，爹娘整天愁眉不展，三姐也在为我暗暗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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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姐夫出现了——三姐的勤劳、纯朴和端庄让他一见倾心，不仅很爽快地定下了这门婚事，还大包大揽地应承下了帮助筹备为我盖新房的全部石料和木料。这一个在当时来说无疑具有“超级分量”的砝码，让原本还犹豫不决的三姐终于点了头。

其实我的那个姐夫人确实不错，长得墩墩实实的，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而且对待我的爹娘和我都特别好。

唯一让三姐犹豫不决的一点，就是姐夫家是深山里的，住在半山腰上。这对于高中毕业家住平原地带的好强的三姐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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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来绕去地说了这么多，现在终于该说到三姐的嫁妆了。在我老家那个地方，当时流行的嫁妆主要是“三转一响”——“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座钟；“一响”是那种木板壳子的台式收音机。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最“标准”最上档次的“三转一响”，分别是上海“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申花牌”缝纫机、烟台“北斗星牌”座钟和“燕舞牌”台式收音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那句关于“燕舞牌”收音机的广告语还仿佛就在耳边回荡:“燕舞，燕舞，一支歌来一片情……”

这句广告语也确实是用歌唱的形式在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的，唱这句歌的是一个高亢、洪亮而又听起来有点儿做作的男高音……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一系列的“三转一响”，通常是由男方出钱购置，并提前送到女方家中，再由女方出嫁时作为“嫁妆”带到男方家中的。

这个看起来是多此一举甚至是有点儿“自欺欺人”的“套路”，实际上还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出自名门”的高档嫁妆能够一壮女方出嫁时的“行色”，从而最大限度地吸引观看出嫁场面的街坊四邻的“眼球”，甚至会换来无数声赞叹不已的叫好。

但我的三姐却不容置疑地“省略”了这一系列在当时的习俗中必不可少的“三转一响”。不是三姐不喜好排场，也不是三姐不爱慕虚荣，实在是因为三姐太顾及她的弟弟我了——三姐以她绝对的“权威”，说服姐夫并取得姐夫的全力支持，把购置这套“三转一响”的嫁妆钱省下来，全部用到了为我盖新房上!

就在三姐出嫁的前十天，我的那套“两明两暗”的大瓦房拔地而起，非常壮观地屹立在了村子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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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在外地工作的大姐和二姐得到消息的时候，三姐的婚期已经临近。

其实，依大姐和二姐当时的经济条件，帮助她们的弟弟我把象征着“梧桐树”的新房盖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她们也经常劝导爹娘不必着急。她们对爹娘说，当姐姐的已经帮扶了大弟弟，不会不帮扶我这个最小的弟弟的。

血浓于水的姐妹情分，使得我的两个姐姐竭力反对三姐的婚事，而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不想让我的三姐嫁到那个山高路陡的小山村去受苦受难。

但反对无效，倔强的三姐早已拿定了主意。她对两个姐姐说，人家是我自己看上的，我看上的人就不会有错。你们两个当姐的已经帮扶了一个弟弟了，就让我这个当姐的也帮扶一个弟弟吧，这样就算是将来苦点难点，我也心安了……三姐的一番话，说得一家人都落了泪。

在我的老家，女儿出嫁是不兴哭的，就算是心里有千般无奈万般酸楚，那也得强颜欢笑，风风光光地走出娘家门，走上属于她自己的崭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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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出嫁的时候没有哭，可是有一个人却哭成了个泪人儿——这个泪人儿是我。

三姐出嫁的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院子里也早就站满了前来帮忙和“送亲”的乡亲。我潦草地洗了把脸，就去东屋找我的三姐，东屋是三姐住了十多年的“闺房”。

一推开屋门，眼前的三姐已经穿上了一身的大红嫁衣，我的几个本家嫂子正围着她做细致的装扮。正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的三姐描了我一眼，很平淡地说，弟弟呀，从今天起，爹娘和咱这个家，可就全交给你啦!……

就在那一刻，我不知怎么就悲从心中来，“哇！”地一下放声大哭起来，把三姐和几个嫂子都哭得楞了神儿。我哭着哭着就扑到床上打起了滚儿，边哭边喊着:三姐呀，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三姐和嫂子们就都过来劝我，嫂子们和我半开玩笑地说，都这么高的大青年啦，还抹眼泪儿，真不嫌害臊!三姐也笑着对我说，好弟弟，我知道你是舍不得姐走，可姐早晚也得去奔自己的日月不是?

回转身，三姐又笑着对嫂子们说，哈哈，我明白啦!咱弟弟是被那一地儿的庄稼活儿给愁哭了啊，他从小就又懒又馋的，身子又单薄，往常我在家和他一起干活，他还舒不开那根懒筋哪！以后他得自己一个人在庄稼地里摔打了，这会儿不哭还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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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刚刚还哭得在床上打滚儿的我，听了三姐的一番“数落”，竟然一下子就止住了哭声，并且快速地破涕为笑了。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抬起衣裳袖子擦了一把眼泪，跳下床就往外跑，胳膊就被一个嫂子给抱住了，嫂子说干啥去呀小兄弟，是打算去投河呀还是去上吊?

我白了嫂子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才去投河上吊哪，俺去换上新衣裳，送俺三姐出嫁!

三姐过来搂住我的肩膀，把她的那张已经涂沫了脂粉香气儿扑鼻的脸贴在我的脸上，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姐的好弟弟啊!

我从三姐的"闺房"里夺路而出，身后是嫂子们的一连串的笑声。

少了“三转一响”那四个“大件”儿，三姐的嫁妆就显得单薄了许多，也寒酸了许多。无非就是一只大立橱，一只大柜子，一张高“八仙桌”，一面梳妆镜，一对大椅子，两对小椅子，一对方杌子，两把暖瓶，两只脸盆，两床大红缎面被子……再有就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小物件儿。这些并不怎么“值钱”的嫁妆，都是我的爹娘东借西凑好不容易给我三姐置办齐全的“陪嫁”。

在去“送亲”的乡亲中，担任“头领”的是我本家的五哥。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笑呵呵地说，二弟，去送你三姐，你可不能空着手哇！你看看吧，除了这些柜子立橱什么的大物件儿，你自己挑一件拿上吧？可有一样啊，路很远，你也别逞能，觉摸着自己能拿动什么就拿什么，要不的话到了半道上可没人替你拿!

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又觉得既然要去送三姐，就不能太“偷奸耍滑”，让三姐看见会说我心不诚啊。我就真的走过去挑选起来，我先是搬起了一把大椅子扛在肩上试了试，觉得压得肩膀生疼，就放下了。

我又拿起了一把小椅子掂了掂，又觉得分量太轻。最后我选定了一只方杌子，它比大椅子轻，比小椅子重，而且扛在肩上很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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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鞭炮响过之后,“送亲”的队伍走出了家门。三姐坐上了她的“专用婚车”——既不是小轿车，也不是拖拉机，更不是摩托车或者自行车。

三姐的“专用婚车”，只不过是一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独轮手推车，所不同的是，这辆手推车是崭新的，车身上的清漆散发着幽香。

车子的两边也铺上了崭新的被褥，三姐坐在一边，我的一个本家嫂子坐在另一边——这个嫂子是“称车”的，代表的是三姐的“娘家人”，肩负着照顾三姐和“刁难”新郎的双重“重任”，其“地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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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距离三姐的“新家”有十八里路，其中有十五里是平坦的公路，剩下的三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非常难走。“送亲”的人群全是步行，队伍拉了足有半里路那么长。

当我们快要走完公路即将拐上山路的时候，迎面却走来了另一家“送亲”的队伍。这在我们那里是非常忌讳的事情，一般都会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可有时候也是“无巧不巧”，忌讳什么还偏偏会出现什么。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双方往往会各不相让，谁也不给谁让路，谁也不让谁过去，就那么僵持着.有的甚至会大打出手。

当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发生，担心延误了三姐的“良辰吉时”。

好在最后两边各派了一个代表友好协商，按照本地的风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两个新娘互换了手帕，然后互相给对方让了路，两家“送亲”队伍才得以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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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三姐的“新家”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坐落在半山腰上的新房院里院外都挤满了人:帮忙的，看热闹的，人声鼎沸，喜气洋洋。

我的那个憨厚朴实的姐夫，被我的那个嫂子“刁难”得满头大汗，羞臊得一张脸红得都赛过了关公，直到塞给了我嫂子两个红包，这才算是侥幸过关。

我们这些“送亲”的“娘家人”，看着我的三姐和姐夫拜了“天地”，进了“洞房”，就被邀请着坐了“主席”——享受“上宾”待遇（我们那儿的土话叫“大客”，发得是“kei”音）。

三姐和姐夫过来给她的“娘家人”敬酒的时候，我在旁边仔细地端详着三姐，我在恍然中仿佛刚刚发现，这才不过是短短的三个多小时的工夫，我的年仅十八岁的三姐，已经不再是在家时的模样，那神态，那笑容，那举手投足之间的轻重缓急……都活脱脱地像极了一个人:我的娘亲!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我的可亲可敬的三姐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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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1.三年之后,十八岁的我参军入伍，从此远离了生我养我的爹娘和故乡，在他省外地一闯荡就是二十多年。

当年承蒙三姐和姐夫无私援助才盖起的“新房”早已陈旧过时，那棵“梧桐树”也并没有为我迎来我的“凤凰”。

参军以后，我曾经多次回家探亲，但是满打满算，我在那房子里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现在，那座房子成了我敬爱的白发娘亲的“养老房”，成了我和姐姐们这些在外游子最牵念也最向往的精神家园。

每次回去小住的时候，看到那座已经墙壁班驳的“新房”，我都会想起我的三姐，想起三姐当年那些寒酸的嫁妆和那个简朴婚礼,想起三姐为我所做出的奉献……

我不断地扪心自问:我究竟怎样做，才能够报答我的三姐于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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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勤劳善良的三姐，和我的同样勤劳善良的姐夫，共在一起生活了十八年的光景，生养了一女一男一双儿女。

其中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因为小时候得病救治时药物中毒，导致终身聋哑；而我的姐夫因患肾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9年11月去世，年仅40岁。

3.三年以后，三姐又给我找了一个姐夫，他们两个人同甘共苦，不遗余力地拉扯着我的前任姐夫撇下的一双儿女，日子过得艰难而又沉静。

三姐找了这个姐夫，没有再举行婚礼，只是象征性地请双方亲友一起喝了次酒。三姐说，一个女人一辈子能够举行一次婚礼，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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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姐的经历，坎坷而又凄婉，非此一短促之篇幅所能尽言。有关三姐的故事，我另写有中篇小说《远山如黛》。我相信并坚信，在那片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山村女人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血泪和欢笑，是能够触动许多世人的心灵的！

或许，这就是我对三姐最好的回报了吧?

【本文插图:王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