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啊，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我今天刷到的新闻——
一个靠收废品为生的83岁老人，带着1万块钱到社区捐款，并且坚持不留名，只写下了“知恩者”这三个字。
看着老人带着小皮帽的样子，我猛地就鼻酸了。
但更触动的是，新闻播出后，网友又自发筹集了1万元，捐给了老人。
而随后老人又把这份钱捐了出去。
这两条新闻让我一瞬间想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者。
你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这个从来不缺坏事发生的世界上，却永远有一批理想主义者。
他们中有人愿意奉献，有人愿意发声，有人愿意指认，他们总在做着我们想做却没有做的事……
今天，我就想跟你们分享四个“理想主义者”们的故事。
这篇文章我写了一整天，但我觉得这些人，值得我的笔墨。
理想主义者：高以翔背后的人
“互联网的记忆只有三天，但爱你的人不会”
第一个想讲的理想主义者，是有关高以翔的那些人。
会想到这群人，最开始，是因为在《囧妈》里发现了高以翔的身影。
当时心里一惊，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了……
他的离开，你们应该都还记得：2019年11月27日，他在参加一档节目录制的时候意外猝死。
猝死的原因很多：不合理的录制时间、高强度的运动方式，以及，迟缓无效的施救。他的悲剧，本可以避免。
也正因如此，直到现在，还有一批粉丝，在坚持为他发声。
他们依然在等待一个答案——
如果每个公共场所，都合理地配备了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培训了能够熟练使用该设备的工作人员，那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为此，他们坚持在超话上签到，将他投成“最具人气男演员”，在论坛为他盖起高楼。
而就在高以翔离开后的2个月，2020年的1月3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深圳地铁3号线上，一名十九岁的大学生突然晕倒。确认是心脏骤停之后，三名工作人员立即轮番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拿来站台里配备的AED进行电击除颤。
1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到达时，这名乘客已恢复心跳呼吸。
当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感动。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是否有确切的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那批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粉丝的呼吁，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应急救护，越来越多的公众场合也开始配备和使用AED。
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中提到过，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是心跳停止，呼吸消失，是生物学上的死亡；
第二次是葬礼，从此在社会关系网里悄然离去；
第三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掉，整个宇宙都将和你无关，是真正的死亡。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高以翔并未离开我们，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在帮他关注着公众的健康。
而在这次的疫情里，这批理想主义者，也以高以翔的名义向一线医护人员捐赠了防护物资。
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他们，我开始相信，互联网的记忆不止三天，有人愿意不回避失去的痛苦，就有人能够抓住更好的明天。
理想主义者： 花总
“我们要有一个，不只是为自己的生活”
第二个我想讲的人，是花总。那个曾经引发了酒店行业巨震的人。
起初，我是在微博上发现了他的小号，看到他的简介已经改成了“武汉加油”，置顶也变成了募捐通道。接着，就想起了那段特别燃的日子。
花总，本名吴东，网络ID“花总丢了金箍棒”。纵观他人生履历，只能感叹一句：牛皮！
18年，花总先是发布了一个视频“杯子的秘密”，用近12分钟的偷拍画面，揭露了五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
画面中多家高端酒店使用客人用过的浴巾擦拭口杯，洗手盆和镜面，甚至马桶。
视频一出便轰动全网，而花总则表示，自己可能是中国酒店住得最多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过去六年，他曝光过拥有10块+贵重名表的贪污官员杨达才、曝光过没有营业性质的世界奢侈品协会。
打击黑产得罪了太多人，他多次受到死亡威胁，恶徒猖狂到在法院门口都能发起袭击。
为了防止遭人报复连累家人，他只能辗转各地，四海为家。六年时间，超过2000个晚上，花总都在酒店里度过。
而也正是在住酒店的过程中，他巧合地发现了酒店“杯子的秘密”。
最开始，花总并不打算公布。毕竟处境如此艰难，息事宁人似乎就是最大的处世智慧。
然而，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
花总说：“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混吃等死的人。”
“你还是要有，一个不只是为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选择了发布视频。
最终，视频一发布，轰动了酒店业，但同时，花总的身份信息被酒店从业者发布到微信群里，他被一整个行业拉黑。
他再次收到那样的信息：我会找到你并杀了你。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英勇，也会有害怕的时候。
花总这个理想主义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说：我的勇气已经所剩无几，差不多也消磨完了。
“我已年届40岁，以后我应该不会再做类似事情，感觉没有余力了。”
但在说完这样的话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他依然在搞“鉴识录系列”，继续揭露偷拍的秘密、旅行箱的秘密，终究难凉热血。
或许理想主义者很难做，但总有花总这样的人，为我们的世界努力着。
理想主义者：伊藤诗织
“不做完美受害人，只要公正的审判”
第三个想讲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女孩，她叫伊藤诗织。
2019年年末，有一件鼓舞人心的事，一个被性侵的女孩奔走了5年，终于胜诉了。
她作为受害者，淡然坚定坐在记者席的模样，一度刷屏。
2015年，伊藤诗织还在上大学，因讨论工作签证的事，她赶赴了一场饭局。
随后，醉酒，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酒店床上，身边躺着的，正是自己眼中令人敬重的前辈，山口敬之。
她意识到自己受到性侵，最终决定报警。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
在日本的文化里，女性说“不”，甚至也能表达同意的意思。
“受害者有罪论”大行其道：还不是她穿得太少？一定是她给了什么暗示吧？仙人跳现场？权色交易罢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受到侵害，通常选择闭口不言。
更何况，她遇到的是日本著名媒体人、首相御用记者，她几乎没有胜算。
报警后，她被要求一遍遍重现案发经过，自证自己确实受到了侵害。
然后上诉，被驳回。再上诉，又被驳回。
但伊藤诗织没有放弃，她出版维权全记录书籍《黑箱》，参与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到各地演说，鼓励那些同样遭遇的女孩子们，还赶往高校普及性教育。
她说：我不是那么勇敢的人，我也会哭。即便在路上遇见与山口敬之相似的人仍会觉得恐慌。
然而，她依然选择公开名字和长相，选择分享，选择聆听，选择帮助。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该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这个大快人心的结果，在4年后，终于被宣布。
她用行动告诉了那些勇于发声的女孩：我们很优秀，我们很勇敢，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加油。
理想主义者：陶勇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最后我想说的理想主义者，是医生。这段时间，我们听了太多医生的故事。
最开始，是那起发生在朝阳医院的恶性伤医事件。
伤势最严重的，是一名叫陶勇的眼科医生。
暴徒砍伤了他的后脑，颈部和手臂，砍断了他的正中神经、尺神经。
眼科手术是最精致的显微手术。这意味着，他可能无法重上手术台。
我看过陶医生倒在血泊里看向自己手臂的照片，太沉痛了。
微博有个话题是“培养一个医生有多难”，最揪心的是他师妹的回答。
师妹@眼科小超人老梁说，自己是公立医院的逃兵。因为见过血腥医闹事件后，患了PTSD，从此只在中高端私立诊所工作。
但，“师兄愿意留在公立医院，一上午看50个号，没时间喝水，做一整天手术，天黑才能下班。”
不止如此，他是国内少数为艾滋病人群做眼科手术的医生。
是愿意帮病人省钱，为病人垫付手术费的医生。
直到那一刻，我才猛然发现，“医者仁心”这四个字的分量有多重。
可能牺牲高薪，牺牲休闲，牺牲健康乃至生命。
事实上，事发第二天，另一名被砍伤的医生已经开始出诊了。
而陶医生清醒之后，反倒安慰大家，如果以后做不成手术了，他可以去做科学研究。
他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赚钱养家。
他的梦想是“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这次疫情当前，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医生。
他们有父母，伴侣和孩子，甚至许多医生和我们一样是90后。
他们自愿请命，在宣言上按下自己的指印：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他们在防护服的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一起为武汉加油。
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
这是我在微博上看到的一段对话：
驰援武汉的医生说，这一辈子总得做些什么。
还有一句评论，真是看一次哭一次：
我总是在想，其实这些医生也是肉体凡胎啊，和我们一样没有三头六臂。
能让他们站出来的理由，或许就是那个兼容爱和责任的理想。
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情挺复杂的。
我在想，我们到底应不应该鼓励一个人成为理想主义者？
毕竟虽然这个身份很英勇，但也很险要。哪怕是生猛如花总，也表露过：“把人生这场战打成现在的样子，也只好日常小心、不奢求善终。”
最后我想通了，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像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主编季业说的那样——
“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洋洋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去帮助声援那些勇敢站出来的人，仅仅是发出声音就是一种力量。
那些“傻瓜”们可能做好了“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打算，而我们则应该坚持：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要知道，我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自己喜欢的世界投票。
#今日说说：你心中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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