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大约1977年10月左右，我正在参加名为“三大讲”的活动，听到了有关可能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当时，我是淮北市相山公社的水利员，而且还是农民身份，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需要我们参加的活动是一场政治运动，所以就不能不参加。这时，我父亲就说：“你看看书吧！或许能够参加考试。”我知道，这对我而言，已经是难得的机会了。高中毕业后，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整整五年了，父母亲一直为我焦急：“能不能去煤矿上班，参加矿上的夺煤大战？”但是，我却是仍在公社忙于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等事情。在我看来，既然能够养活自己，也能做点实事，已经属于难得。

        随着恢复高考消息的正式发布，相山公社的知识青年已经不再参加生产劳动，大都回去复习功课了。这时，公社党委书记董运海先生对我说：“你真的想复习功课，就去请假吧！”显然，他是很开明的，也同意我去参加高考了。于是，办理了请假手续，我就抓紧时间找到课本，找到亲友，争取多一点复习，少一点遗漏。远在宣城的哥哥，则给我更多的精神鼓励，每周都有信书和复习材料寄回来。

      事实上，我已经脱离数理化五年了。五年来，一直在风风火火地参与“学大寨赶郭庄”，没有想到过去参加高考。但是，既然机会来了，只有抓住它。经过大约半个月的复习，我知道自己在数理化方面肯定不行了，数学公式大都忘记了，只好决定报考文科。我们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所以，没有前路可循，只能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当时，我的三舅在安徽劳动大学（校址坐落在安徽省宣城县叶家湾）任教，他做茶叶系的老师；我哥哥则在安徽劳动大学读书，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这时，哥哥在信中说：“这里读书的条件不错，老师水平高，教学认真，图书馆也好。就是生活苦了一点，我想你是不会怕苦的。”我知道，报考安徽劳动大学可以考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报考安徽劳动大学，去那里学习哲学。

      当时的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代志忠老师对我说：“报考劳大也好。你哥哥已经在那里了。你们一起读书，相互照顾一下，多好啊！”是的，这样一来，舅舅妗子可以照顾一下，哥哥也能给我学习上的帮助。就这样，我的所有志愿，全部都是填报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考试的时间是12月10日和11日两天，那天气已经很冷了。辛景亮是我哥哥在中师的同学，他也是一起赶考。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一起前去参加考试，而且他也报考了安徽劳动大学。参加考试时，我父亲正在住院。最后一场考试，他专门从医院赶过来，接到我以后，才又回到医院。

        考试结束后，我陪着父亲专门到爷爷家，报告我的考试情况，并向小叔介绍了我的作文《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大体写作轮廓。爷爷一直认为我高中只是读了两年，担心我的读书太少了，见我的历史地理知识有了起色，还夸了我几句。父亲问我：“感觉自己考得怎么样？”我只能实话实说：“数学考得不行，其他都还好，不一定能录取。不过我也尽力了。”父亲安慰我：“这也就是一次演习，继续复习吧！真的不能录取，就再考一次。”

        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高考的事。不过，没有多久，我们家的邻居孟繁夫校长对我说：“你考的还不错，就是数学差了一点。不过，你的志愿填低了，应该填个北京大学或者南京大学。”据说，他在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临时帮忙，看到了我的分数，是不算低。至于那个志愿，也就只能如此啦！

        也就在我焦急等待的时刻，哥哥来信说：“不要急躁，安心继续复习。困难是和克服困难的条件一起产生的。这次假如不能录取，就再来一次吧！”父亲看我很不安心，让我跟着他去医院拿回东西，他要出院回家，怕我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

      就这样，我继续熬着。转眼就是1978年2月初了，我从相山公社里拿到了来自安徽劳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虽然欣喜在心，却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对我说：“不要患得患失，还要继续努力。”是的，据说大学里能人、聪明人太多，应该多向同学们学习。以我这样的水平去读大学，的确需要抓紧恶补语文、数学和英文；否则，那就很难跟得上班。

      过了春节，母亲为我置办了一套新棉被，我顺利办理了户口和粮油关系，跟随着辛景亮老兄一起，来到安徽劳动大学报到了。进了大学校门，那个欣喜，真的无法形容。舅舅见到了我，非常高兴，说了一句话：“你们弟兄两人在一起读书，更要多用功啊！”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处于麻姑山下的安徽劳动大学，不仅给了我诸多知识，也重新塑造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后来，我哥哥继续研究道家哲学，他做了教授；辛景亮研究西方哲学很有体会，他也做了教授；我则一生躬耕出版，也做了个编审。而今，虽然父亲早就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母亲愈加衰老，我自己也渐渐老去，但是，回首40年前那场特别的高考，仍然还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