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步入初中,班主任是一名中年妇女,一头干练整齐地短发,鹰隼似的眼睛,由于牙齿往外凸显,嘴唇像极了鸟喙,仿佛神话传说里的雷公。一双并不协调的高跟鞋总是老远就能听到那略带戾气的“叮叮”声,让人毛骨悚然。
傲慢、偏见、自大、癫狂。
这是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我是从农村小学选拔到城里,听不惯她总是极其优越的调调:“城南中学是大足最好的中学,你们能在这里读书遇到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福分!”
时隔多年,我才知道,其实她也是刚从一个乡村学校调到城里,我们是她第一届学生,为了证明自己,她发疯似的“挤压”我们的语文成绩,下课让我们背书,周末也比其他学校放假时间大幅缩短,就周日那半天的时间她也要留下我们,不背完指定的古诗文(包括注释、翻译、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写作特色等)是不允许离开学校的。
天生“反骨”的少年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呢?“傲气”是贯穿我青春的一个标识,讨厌眼前那个每天都见面的自觉优越感女人,我调动一切感官和表情,去尽可能让她发现我对她的不满、嫌恶,甚至痛恨。
虽然最到头来吃苦头的肯定是我,但少年的孤勇,又怎么会计较得失与后果呢!
上课她喊“起立”,全班同学立即起身,齐刷刷应道“老师好!”我一定是里边儿起身最缓的,懒懒地张嘴对口型,那句“老师好”怎么也不肯出声,甚至有时嘴也懒得张。就有那么一次,她尖锐的鹰眼盯住了我这只不怕死 猎物,她一次又一次重复叫着“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其他同学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得像机器一样遵循着讲台上那只耀武扬威的雌鹰发号着施令,显然她低估了我的倔强,我打定主意你就是这样重复一节课,我也绝不向你这样一个女人问好。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闹剧,伴随着一位巡堂副校长路过结束了,“上课半天了你才来吗?兰老师!还在‘起立‘……”讲台上羞红了脸的女人恶狠狠地朝我递上一个眼神,我也不甘示弱,狠狠攥紧一个拳头重重敲了敲桌子。由于是实木的材质,敲击的声音微弱,但手掌传来的疼痛知道我用了多么大的力度。
“梁子”算是结下了,毫无悬念的在往后的校园生活里,处处针对我。我也在我的读书生涯里第一次“被请家长”,说我在学校里“不服管教”。
我与她的矛盾可以说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人为百灵之长,只要是人,总不会绝对的一无是处,就好像明英宗朱祁镇,一生碌碌无为,纨绔皇帝,但也在濒死之际废除残忍的“殉葬”制度;慈禧误国,却也有废除女子“缠足”的恶习的善政,留下“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动人诗句。她还是有令我赞赏的一面,那就是即使我们互看不顺眼,彼此心知肚明,但每次我写的作文她从来都不掩饰她的欣赏,我的考试作文无一例外成为她的例文、范文当着全班同学朗读,并毫不吝啬的夸赞,让人难以想象我和她的关系究竟是“和”还是“不和”。
她有一个精彩的论断,上初中第一节课她就对同学们说:“初中生有‘三怕‘,一怕古文、二怕作文、三怕鲁迅。”当年我对她的这个论断十分不屑,因为我觉得这三样都不是我的短版弱点,甚至是我的强项。事实证明我也的确做到了我的优势。
莫言曾当着媒体面前直言:“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作品换鲁迅先生的一部《阿Q正传》。”当时的看到这个采访,我定义莫言为“虚伪”。直到我成为了一名奋战在教育一线的语文老师,我才深刻的体会到“鲁迅”对我的重要意义。
当我年复一年解析《朝花夕拾》的文章时,我深切意识到他思想、文字的分量——温馨的回忆、深沉的怀念以及理性的批判。尤其是这“理性的批判”不正是一直在身体力行,并且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吗?就像鲁迅对“长妈妈”的描写那样,她粗俗、市井、迷信、老婆舌头,陈规陋习繁多。但她又是唯一一个理解并尊重儿童心理的善良妇女,给予了童年鲁迅以爱的关怀。
鲁迅始终站在“客观”的角度,以“批判”的笔触叙述不同阶级、不同层次人们的优劣好坏。可以说鲁迅是把浩瀚底层的广大群众的人性分析的极为透彻,那是一种怎样超凡的的洞察力啊!
鲁迅的批判是带着唤醒意识的,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是带着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他始终站在苦难大众的面前,以深邃的思想,深湛的笔力,唤醒国民意识的伟岸精神,随时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不遗余力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鲁迅思想的“皮毛”便是现代作家的巨型食粮,我们无法在主旋律的高扬时刻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我们只能附和或噤声。所以我穷其一生也许也只能对身边的人或事做到“理性的批判”,秉承“客观”去运转“笔尖”。
这个时代也许是需要“鲁迅”的,但“鲁迅”所处的任何时代,都会有人发自内心惧怕和憎恶的。这似乎一定是“鲁迅们”的命运,水平无论高低,没有人喜欢听相左的意见和相悖的论调。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喜欢她,曾经的一个语文老师。但她精神上的某些“客观”成分,我亦无法批驳,她就是有那种“立场”的“底限”。好就是好,我们可以互不对付,但我们不可以歪曲事实。
作为半个文人,她确有其“高贵”的“骨头”的!
我讨厌她,不妨碍我敬佩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年代里,她算不上良师,但也一定是一名有良知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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