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邪恶的，因为他引进了理性，从而断送了一个非理性的哲学发展的机会，而使得理性霸占了欧洲的哲学舞台达到了两千年之久，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后来人们同样以他的看苏格拉底的眼光来看他，或许这也是他的宿命。
我们先来看看你才眼中的苏格拉底是什么样的，在《悲剧的诞生》的第五章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一思想的光辉下来看苏格拉底，我们变觉得，他是第一个不仅凭这种科学直觉指导而生，而且尤有甚者，为之而死的人，所以临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借知识与理论超脱死亡恐怖的人物，乃是科学门前的一个标识，它提醒每个人科学的使命，也就是说，科学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是合理的。因此，当然，如果理论有所不递，那就毕竟还须使用神话。我刚才甚至指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科学的终极目的。”
暗夜之路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当时的情况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所注重的理性，是不能然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从苏格拉底之后，整个希腊开始狂热的诉诸于理性，而这在尼采看来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认为在那个环境中的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不然就是毁灭。所以在尼采看来，理性=幸福=美德。从这个时候开始，理性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白昼，用这个理性的白昼来对抗黑暗的欲望。
可以说，在理性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然后又同样的因为这理性的信仰，使得基督教的信仰碎裂在了人们的面前，然后理性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赴极限，人们冲破了理性所带来的宗教信仰的人生束缚的牢笼，然后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牢笼，那就是科学技术的牢笼，人们发明了机器，可是也使得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一部机器，成为了机器的仆人，这就是理性的极限，最终导致了人，失去了人所应该有的人性。
科学的理性，与人生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对于人生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人生的话，那么会让人十分的不舒服的，因为人生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要诉诸于心灵，必须要自己切身的体验，“我不相信一个冷静的心中的一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周国平在《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综合了一下近代哲学家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理性主义立场的本质在于把逻辑思维提升到至高地位，而逻辑思维不过是人与外部世界想联系的一种工具；第二是理性主义哲学公开或隐蔽地假定世界具有一种逻辑本性，世界一方面能被人类思维所把握，另一方面其发展的进程也保证了人类的目的的实现；第三是理性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受逻辑支配的理性动物，它既不去探究逻辑思维本身的非逻辑起源，也完全无视潜藏在理性思维下面的真正支配人的意愿和行为的无意识领域。
苏格拉底（雕像）
其实尼采所做的事儿，是想通过希腊悲剧中的非理性主义，来中合理性主义的空白，他认为这个是希腊的悲剧精神所带来的，比如俄狄浦斯，他虽说经过了千辛万苦，但是最终对于周围的人们发挥一种神秘的造福力量，他在《偶像的黄昏》中，这样说：“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这个高尚的人并没有犯罪，一切法律，一切自然秩序，甚至这道德世界，都因他的行为而毁灭，甚至通过这行为产生一个更高的神秘的影响的范围，它在旧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
尼采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科学的极限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出来，理性=幸福=美德，这样的一个公式，让人看了确实极为的害怕，虽说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表述，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思潮影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会发现我们的朋友之中出现这样的人，那就是我有一个挺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但是后来，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他追过的女孩儿，他能在很短的时间中，知道对方的家中，父母是干什么的，住的房子有多大，开的是什么样的车。这个是让我挺惊讶的。我不知道是我太过单纯，还是因为他太有心计，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吃了一只苍蝇，如果理性等于美德的话，那么我是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美德。
其实我在前面说过，在中国爱情一直是缺席的，但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是继续缺席，我总觉得有一点点的悲哀。
理性是不是好东西呢？当然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思维，尽管这种思维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全是这样的思维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思维滥用。
在很多的时候，理性的思维一直左右着我们的选择。
尼采推倒了理性，反对当时的理性的思维，这个在后来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而且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把他与希特勒放在一起，而上面的历史呢，就是诡辩派的哲学家，于是他似乎就被定位，其实这样的一种联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像我所见到的德国的桑德福斯的《尼采与希特勒——本世纪人类悲剧的反思》，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的赵鑫珊也写过这方面的作品，《瓦格纳?尼采?希特勒——希特勒的病态分裂人格以及他同艺术的关系》，相对于桑德福斯来说，我以为赵鑫珊的东西比桑德福斯的东西差了很远，赵鑫珊所做的也只是艺术与思想的来源，属于一种文笔式的，而桑德福斯的东西，却是比较学术化的东西，比较注重思想的演变。
关于德国对于二战的反思一直是令人敬佩的，这个不容置疑，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忏悔，他们记住的不是盟军对于柏林的轰炸，而是记住了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而这种公开的忏悔，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来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原罪的心里。同样的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日本，却是至今也没有忏悔，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就没有，本尼迪克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深刻的分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掩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的承认这个错误。这是我看了《菊与刀》之后，唯一能记住的一句话，其实对于日本文化来说，向清少纳言的东西，还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东西，我还是翻了一下的，但是也仅止于此，不好多说。
关于尼采，其实我还是想多说两句的，韩少功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他说：“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傅里叶、欧文、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
一本不可错过的经典
关于这样的一种思维，其实真的挺麻烦。
当初我当时准备到桂林来读书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知道我上了研究生，然后也过来玩玩儿，顺便表示一下庆贺，给点钱给我，然后就问，你读什么什么啊？我说我读美学，他们于是便问，美学是做什么的啊？我自然解释啊，可是说深了，肯定他们也不懂，我说，简单的说，就是我研究为什么我们看到一朵花，会觉得它美。于是他们瞪大了眼睛，这个有用吗？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恩，我也研究《易经》的，由于我看过一本徐伟刚的《袖里乾坤》，所以也知道了一点点，于是就给他们露了一手啊，比如古人算卦什么的，人手指有二十八根指节啊，一个指节代表一个星宿啊，于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当时我一个兄弟不信，我听说他妻子怀孕了，我问了一下几个月了，他说，两个月了，我想也没有想，说，你将来有了女孩儿，给我做干女儿吧，结果他妻子真是争气，给我一个干女儿。呵呵，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懂，就是翻过那本书，瞄过一眼而已。
其实这就是我学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是不能改变什么的，哲学家的能力，不是在于怎么做，而是在于怎么想，这是思维的能力，一个好的哲学家，真正的影响，绝不是他的学说应用之后，产生的现实的成就，当然这个也是一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他的思想走了多远，他的深度与广度是不是到了一个别人不可企及的深渊，是不是触及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评判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来说，我以为，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想了什么，至于这个思想之外的东西，其实是与他无关的。如果这个与之有关，那么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见了一个女孩儿，觉得十分的漂亮，然后立马想入非非，结果这一幕被对面的一个人给看见了，他也想入非非了。时间过去了好久，那个女孩儿被人非礼了，结果就是当时你对面的这个人，如果他说，是因为受到了你的影响，那么请问你有罪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当然法官也肯定不会判你有罪的，不是吗？
其实，这样的一种思维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学与用，有关系吗？有，但是学与用的关系不大，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活跃我们自己的思维，除此而已 ，当然就是孔乙己出来，比我们的古文水平牛很多，但是视野呢？一个人不能被自己所学的东西束缚了自己的视野，这才是极为重要的事儿。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希特勒诚然该为二战负责，诚然他的思想中有尼采的东西，或者说他的性格与尼采极为的相似，但是因为这样而去否定一个人的思想，就贴上种种的标签，这显然是不对的，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翻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一段文字，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不愿因为名声而去评判一个人的思想的人。
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绝迹了，我想与这样的思想不是没有关系，我记得在查找康德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一年只是出现了六本，在看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的一些书中，总会看到一系列的关于自己思想改造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判，但是欣喜的是，现在终于可以畅所欲言的说说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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