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归国杂感》一文于1918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其中谈到中国的教育，其观点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他写道，“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此言听起来有伤中华民族的大国自尊，但并非危言耸听，只要真正关注过、思考过中国的教育，就知此言虽然胆大，却绝非虚妄。
其实，在胡适先生发表此文的民国时期，可谓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群星璀璨大师云集，中西思潮并行，教育家办学之潮流蔚为壮观。
然而，先生对此时的教育尚且如此不看好，如果他得知今日中国的教育状况，不知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关于“教育亡国说”，胡适先生的观点是——
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当下，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早年大学的研究型教育造就了无数“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及“研究生还不如大专生好用”的怪象。
一来大学本来更重视学术研究，意味着耗时多年未必有什么重大成果，即使有成果也未必能立即见到实效，所以大学培养出了不少高分低能的所谓人才；
二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大学教育与市场脱节严重，而快速发展的物质水平却强烈影响着大学师生的生活。于是，本来应当引领社会思潮，代表先进思想的大学师生快速陷入了追逐名利与物质的风潮之中，大学校风与学风普遍不正，由此培养出的人才质量也就必然滑坡。
为了改进高分低能的困境，很多传统大学开始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轨，应该说动机是好的，可是毕竟拜托不了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结果陷入了大学和职业学校抢市场的窘境。大学除了有发高学历的资格，定位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之中，培养的人才可不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嘛？！
在另一篇文章《信心与反省》中，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质疑——
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
虽说今时今日，数据的漂亮程度已经超远民国时期，历史超过百年的中国大学已达七八十所，但泱泱大国却难说有哪所大学绝对跻身世界一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信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培养一流大学的土壤需要有：一流的大师，独立地思考，自由地表达。作为一名任教十余年的大学教师，我同意，中国还没这样的土壤。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孩子很难得到培养，却常被驯养——听话的才是好孩子，不合群的、想法多的、问题多的、不相信老师全对的，经常被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太多灵魂，从出生起就走在无法“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路上。
接下来是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教育，很多孩子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被无视，相反被要求、被强迫成为成绩好的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在中小学，不乏师德优秀的教师，但各种补课班和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有力地证明着中国教育的乱象。当很多教育者关心的是如何快速致富，很多受教育者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成功，整个教育环境就必定变得乌烟瘴气，很难再谈价值，很难再谈理想。
到了大学，很多学校更在乎评估和检查之类的工作，而不是切实关心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大楼建得很快，大师却成得太慢，更别提一流的大师了。
借胡适先生100年前的“教育亡国说”看今日的中国教育，虽然教育体系进步了许多，但是在治学精神和教育水平上，中国的学校与西方的著名学府比起来，还是落后了很多。教育是第一生产力，看着这个很难培养出一流大师的教育体系，很难塑造受教育者高尚灵魂和追求的教育体系，重提“教育亡国论”即使只作为警示也是必要的。
无戒365写作训练营日更第7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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