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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有的记忆里，外婆是个长年百般禁忌的药罐子，病歪歪了大半辈子，竟熬到了八十几岁的年纪，瘫患在床三年，最后水米不进，受尽病痛的折磨。对外婆而言，真真的寿多则辱。我妈说外婆去世了，她也就安心了，就当她不孝吧。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前半年，外公还是国民党某部队里随军作战的文职官员。大势紧张，飞机轰炸时有发生。陆续有些士兵来找外公想退伍还乡。
第二年清明时，外婆的骨灰随着我们跋山涉水，来到吴家的祖坟。这是块有山有水的郊野之地，据说修这座坟是间接导致外公早逝的原因。大舅的逻辑推导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挂念着祖坟未修，外公不会回到农村老家，不回农村老家就不会招人羡慕嫉妒恨，不招人恨就不会文革被斗得生不如死，之后也就不会早早病死。
然而在福建，宗族文化根深蒂固，祖坟未修族谱未编都是不孝不敬的头等大事。从前的人，吵架吵凶了，就要骂人家祖坟长草，做人没谱。
那年头，当兵的人，几乎是为了有个吃饭的地方，甚至被抓壮丁入伍的；时局危险得小命朝不保夕，每个人都想回老家看看家中老小。直接批准他们退伍却是不合军规的事。
外公没有回答准或不准，只是拿起印章掂量了一下，再轻轻放入抽屉。抽屉也只是轻轻推入，没有密合上锁。他对前来请求还乡的士兵说自己有事，先出去一趟，晚上再回来。想退伍的士兵心神意会，后脚就自行取出印章，盖上准许的大印，溜之大吉。
跑走的人也深知其中的风险责任，跑了几里路，藏在山中，不敢走远。她们担心万一事发，几个人还得回去部队，以免连累我外公。躲在山中的安排，倒是和我外婆打了招呼。
外婆那时还是个官太太，虽然一介小文官，但勤务兵也有配置。外婆三天两头挎着装满干粮的竹篮，往山里赶路。持续了二十几天，见无人察觉和追问，便劝躲在山里的小伙子们快快返乡。
几个月后，外婆有了身孕，便吵着也要回老家。外婆觉得老家是偏僻小农村，一定没有枪林弹雨的危险，可以安心度日。外公很为难，但禁不住外婆几次三番的劝说，加上徐州的战势不妙，外公想想外婆肚里还未出世的娃，终于还是请了假，打算先送外婆回乡。
回去的路，比预想的困难，好不容易才到了隔壁县城，外公赶忙投奔亲戚先住下。没想到来不及返回徐州，国民党兵败溃逃的消息倒先传来了。在亲戚和外婆的合力张罗下，竟顺利得给外公谋了一个教书的职业。
来年为了祭祖，外公回了趟乡下老家，眼见老宅空置久了，生气全无，破破落落，不禁心酸。再想到祖坟未修，更是猫抓似的挠心。
就这样，一家人又回到了老家祖宅。村里的学堂也需要个老师，工资照旧标准领取，毕竟先生不好请，识字的人实在少的可怜。可这样一来，外公一家竟成了全村唯一吃得起白米饭的普通人家。
外公的大女儿、二女儿也成了全村唯一上过中学的姑娘。大女儿18岁出嫁的时候，也在乡村谋了个教书的职业。第一次见女儿出嫁，外公没说任何意见，却比外婆细心地准备起女儿的凤冠霞帔。他如同处女座般完美主义的个性在那套嫁衣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要求外婆试穿，卧房里来回走几圈，以尽早发现衣冠的瑕疵。后来，这套嫁衣在大姨婚后的日子里，租借给其他出嫁姑娘，给大姨家赚了不少生活费。
你能想象邻居按耐不住的嫉恨有多大的爆发力吗？外公素无恶交，却因为日子比邻里滋润拉了仇恨，成了文革中被戴高帽游行、下跪批斗的重要角色。斗了几天，又有人揭发打报告说外公解放前在国民党任职，于是关牛棚的批斗升级为关进大牢。
外公被关进大牢的时候，我妈刚上小学三年级。七个孩子的大家庭，少了外公的收入，一家人陷入了三餐不保的困境里。 家里的孩子都得辍学，帮着多干农活。外婆辗转打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当年帮着逃回乡里的士兵。
听说外公有难，能联系得上的士兵自发相互召唤结伴着，赶来替他说情。起初挑事的邻居见这情形，大约也觉得自己做得过份，不再搞鬼。大伙齐心协力的奔走，关了半年多的外公终于回到了家里。
然而文革并没有结束，学校也变成了批斗的场地。一辈子只拿过笔的外公，没办法回到讲台，只得学着拿起了锄头。
读着三毛、席慕蓉以及卫斯理科幻小说成长起来的80后水瓶座一枚，北交狮子，上升双子，努力让自己摆脱乌托邦式的空想，接受充满烟火气的真实生活；其中的困惑，交给文字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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