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力量

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文献之古老令人震惊。虽然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差异堪比英语和拉丁语的差异，今日的专家仍能解读商代（前1600-前1046）遗留下来的刻在龟甲羊骨上的汉字。这些用于问卜的甲骨文由单个的字
组成，神的回答则要根据炙烤之后骨头上形成的裂纹来揣测。

这些文字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虽然字形字义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今日的中国人仍在使用古书里的字，中国的核心传统能凝聚至今，书写体系的延续性是关键。整片大陆上书写体系的统一克服了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确保了沟通的顺畅。许多方言在口头上的差异不亚于德语和英语的差异。[3]

中国能历经三千余年依然屹立，或许更应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在历次分裂之后总能重新统一，部分便是依靠国民对“文”之力量的信仰，这个矛盾重重却韧性十足的文明得以维系，汉字居功至伟。作为与“武”相对的和平领域，“文”被视为治国的根本和促成文化和谐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不仅是某个现实世界或理式世界的镜像 [4]，而是世界借以生成的有形手段。“文”的模式被视为自然结构之“理”的具体呈现，文学在传递自然和伦理之“道”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精心创作的文学就可让人深信，宇宙秩序森然，并且内具道德法则。这种信念的力量后来体现为家喻户晓的“文以载道”四个字，所以典籍和评注典籍的学者才在中国文化里居于中心地位。圣人孔子鼓励弟子在履行道德责任之余努力学文，这种学习被视为出仕者所应接受的基本教育。

虽然“文学”后来成了与英文literature对应的中文词语，“文”的词源义却是“纹”，例如织物的花纹。与西方“博雅学科”（liberal arts）的概念相似，“文”可以指任何有确定模式的艺术体裁，“文字”[5] 可以很好地涵盖早期中国的广义文学概念。古希腊罗马世界认为博雅学科是自由人应当接受的教育 ，儒家也相信，要培养仁德，文学最为重要。

文人

或许只有在中国，人们才如此自觉地把文学当作一种集体事业。阅读和创作让个人融入了人类的永恒长河中，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的特权理解为一种沉重的责任。因为相信自然与伦理之道都潜藏在反复出现的模式中，所以他们强调识别模式的能力，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周朝（前1027-前256）的衰落期，反观历史变得日益迫切。铁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形态，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军事强盛的封建诸侯国纷纷吞并邻国，最后西方的秦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大统一的帝国。

“秦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让有才华的文人担任官职的行政体系。在这个新兴士大夫阶层获取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秦国在书写文化和政治之间锻造了一种延续至20世纪晚期的联系。在公元605-1905年之间的13个世纪中，政府大多数时候都实行以研习古典文献为基础的科举考试，从而强化了这种联系。

由于古文颇为艰深，只有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掌握了读写的能力。学习读写需要专人教授，还需要时间和获得图书的途径，只有少部分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在宋朝（960-1279）的印刷术大幅提高识字率之前，大多数作家都属于统治的官僚集团。这些文人阅读的经典库“相对固定，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的凝聚力和政治势力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类似群体。文人需要统治者的扶植，统治者也需要文人评注古代典籍，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