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姨家的表姐结婚，她们家一共三姐妹，这次结婚的是三姐。
我没去参加婚礼，跟她们姐仨从小不对付属于次因，主因是几年前大姐结婚，接新娘子时男方那边的人撒红包，我当时给新娘子她们拎包，因此被塞了一枚二十块钱的红包，后来在送人下楼时，被二姐以一句皮笑肉不笑的「你正忙着呢，红包没地方放，我先帮你收着」的理由拿回去了。
只是二十块钱，况且自己只是个来帮忙的，这种小事，在那种忙乱之下估计换成谁都不会放在心上，所以当时我也没作他想。
结果回程路上，老姨在说笑间，忽然当着所有姥家亲戚的面问：豆豆，昨天你给你大姐帮忙，一共收着多少钱红包啊？
一种开玩笑的语气，但在话音落地后的片刻沉默中，我微妙的觉察到了大姨转瞬的僵硬。
车上所有人都知道，老姨的儿子这次收到一个五百块的红包，只有老姨旁观到，我短暂地收到过二十。
大姨在姥家亲戚圈一向是个情商老手，在这句话之后很快就调整回神态，用自罚三杯的语气嗔责二姐：瞅你这事办的，再忙还能把你妹忘了？赶紧再去拿一个给丫头补上！
打发走了二姐，又转回头略显慈爱的对我说：你看你二姐这脑瓜子，平时在家我都没少驴她，总这么大大呼呼的，跟个小子似的，多愁人！
老姨抱膀坐在那，依旧一脸乐呵呵的看戏样。每幕戏的戏份比重都自有主次，当中心角色之间的互动和暗涌已经足够充分时，次要人等便只需要做好其本职底噪即可，因此，我也没再有心多说什么。
回家后没几天，小姥给我打来电话，替二姐给我赔不是，说我二姐知道错了，她真的不是有心那样的，还说二姐一回来就打电话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都哭了。
我说没事没事，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是老姨问起我才想起来，可能大伙也是忙忘了，我都没放在心上。
可实际上，我真的没放在心上吗？也不算是。我爸回来之后气得半宿没睡着觉，因为当时他坐在后排，在老姨问出那句替我不平的玩笑话后，他没有错过，二姐一瞬间因为失策而变得木然呆板的表情。
其实，比起以前那些次，这次真的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几乎每次都会在局部亲戚聚餐的饭桌上被拎出来复盘，跟四姨，跟舅妈，一遍又一遍，从表情到语气，从结果到动机。
能够确定的是，在被没收红包的那个当下，我的确还只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心情，可是，在被旁观者接二连三的或抱屈或不平之后，我的心里，也逐渐开始对这个节顺势而拘了。
今天三姐的喜事算是一个契机，让我又想起二姐，其实感觉，无论是想出这招膈应我的她，还是对这招耿耿于怀记她仇的我，从脱离亲戚人情的任一视角来看，都很荒唐。
不过我想，这类事情，大概原本也就只能够植根于亲戚人情才有条件得以生长，那些乍一想来难以理解的怨憎和投契，一旦脱离了亲戚人情这块沃土，其内在的来因去果，想必都会失去一些理由充足的养分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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