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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我们班三十七个学生，包括正副两个班长，一个学习委员，一个体育委员，一个劳动委员，一个文艺委员，一个生活委员，一个纪律委员，语文和数学两个课代表，四个小组长。以上14人统称班委，又称班干部，占全班同学比例38%。我当过一学期小组长，后来没有继续当下去。由于是委任制，不知道为什么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撤我。相比之下班长的职位非常稳定——“终生制”。班长是一个男生，副班长是一个女生，他们就像国王和王后，领导着全班同学。班委中给我留下记忆的只有副班长，她的生长比较曲折，令人唏嘘。
副班长姓陈。小孩子没有美和丑的概念，只觉得她很可爱。那时的可爱，就是“美人胚子”的意思。后来她确实长得很漂亮，多年后我看了王家卫的电影，认识了一个叫张曼玉的女人，很像她。
老师委任班干部都有一套准则，比如成绩好的做学习委员，体育好的做体育委员，威望高的做纪律委员，等等。但说热爱劳动的做劳动委员，我有些想不通：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热爱劳动的人呢？更别说小学生了……
班长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没有短板。副班长的成绩不算拔尖，身体未必多么强健，班干部做起清洁来都比其他同学勤快，仅仅因为他们是班干部，谈不上热爱劳动。她被委任副班长的主要原因是人气高，能服众，这可能和她长得讨人喜欢有关。再一个原因是她是女生，正班长男生，副班长必然是女生，或者女正男副，但绝不可能男男或女女。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小学科目里语文的地位最高，所以语文老师的话语权大于其它科目老师，班主任也通常是语文老师。那时三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一篇作文最低要求300字，然后逐年递增，四年级400，五、六年级500。语文课上的一项重要部分是朗读，朗读作文的同学由老师指定，覆盖到每个学生。被朗读的作文中班干部的比重较高，因为他们的成绩较好，作文也更好。
我的嗓音温柔悠扬，读起作文如黄莺出谷，婉转动听，老师让我朗读的次数比其他同学都多。可是我自己的作文一次也没有读过，副班长的倒读过好几次。每篇作文被读完后老师都要点评一番，哪里写的好，哪里不好。副班长作文的缺点是“空洞”，作为朗读者的我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她的文字像是一个被风卷起来的塑料袋，在天上飘啊飘，就是不下来，最后接住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她的作文我大多已忘记，却记得两篇，两篇都是关于品德教育的。副班长是三好学生，她的作文里常常有做人的道理，但多是空话, 套话。这两篇课文里的一篇是批判某些说脏话的男同学：“有的人满嘴臭鱼烂虾……”另一篇批评不良社会风气：“有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两句话形象生动，从前没听过，所以我记得清楚。
其他同学写的作文大多以赞美为基调。学校操场花坛中种植了几棵瘦弱的柳树，树上生活着蚜虫和七星瓢虫。蚜虫吃柳叶，瓢虫吃蚜虫，所以蚜虫是害虫，瓢虫是益虫。最后得出结论：做虫要做益虫，做人要做好人。还有赞美教学楼后面花坛里的鸡冠花的，写鸡冠花长得像鸡冠，颜色多美丽，最后升华主题，赞叹校园美丽，老师更美丽。
相比赞美的作文，批判的作文显得更有力量，所以副班长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领导气质。许多时候她的号召力超过了正班长，不仅女同学都听她的，男同学们也乐于服从她的调遣，唯她马首是瞻。班上最调皮的周同学，见了她也低头顺耳。而在学校组织的春游和秋游中，老师的得力助手往往是副班长。她在队伍前列带着我们唱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副班长面色红润，神情激昂，同学们受她感染，歌声格外昂扬。
副班长不仅只在作文中表现得正义凛然，现实中她也践行了自己的准则。五年级的时候隔壁班的方同学不幸罹患白血病，学校动员全体师生捐款帮助。正副班长带头捐款，捐的也比其他同学多。其实副班长并没多少零花钱，我很少见她吃零食，买女孩子的那些小玩意，例如花夹子。因此她的无私行为比其他同学显得更可贵。
副班长也是一个坚强的人，然而再坚强的女孩也有掉泪的时候，我却只见过她掉过一次眼泪。五年级下学期，班主任鼓励全班学生养成节约的习惯，将存零花钱在“班级存钱罐”。钱由班主任保管，而负责记账的是副班长，因为她的形象秉正无私。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到六年级时就没下文了，那笔“巨款”似乎不翼而飞了，不知道怎么没的，什么时候没的，反正就是没了，而且说法也没有。后来有同学因为这件事说了副班长闲话，副班长百口莫辩，气得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她流了很多泪，然后生病了几天，没来学校上课。
有一年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学同学聚会，聊起小学往事，有人提及了此事，却没一个人说得清发生了什么。
大概从三四年级开始，同学之间流行起制造和传播绯闻。那些长得可爱，性格活泼的女生，一旦和哪个长得精神、帅气的男生走近一点，绯闻就产生了，很快在年级中人所共知。副班长的绯闻对象是王同学，从颜值上看他们确实般配，而且王同学是文艺委员，两人“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当他们在一起说话时，即便是为学习和班级事务，同学们也会起哄，副班长依旧大大方方，并不羞赧。换做别的女生，要么红脸，要么恼怒，绝不会这样镇定自若。绯闻从来都和三类学生无缘：成绩差的，性格内向的，或长得丑的。（那时我正是性格太内向，与绯闻无缘。）
副班长是全班同学的榜样。到五六年级时，有些同学渐渐开始懂事，她成了他们的偶像。虽然那时还没有恋爱的概念，但二十多年后忆起当年那种情愫，如同春雨过后新长出的山李子，芬芳的香气和陌生又令人兴奋的苦涩味道，只有第一次暗恋才会有。
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孩子，后面的人生轨迹，却和大家料想的相去甚远。小学毕业后同学们一般两个去向：冶钢一中或冶钢二中。我去了一中，她去了二中。老同学付仁德也去了二中，后来有关副班长的一些事情我都从他口中得知。
去冶钢二中后副班长就学“坏”了。一个“好孩子”转变成“坏孩子”必定是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她也是。付仁德后来告诉我，她的家庭条件和环境都不好，尤其是她的姐姐，不是“好人”。她姐姐很早就开始在街上跟着二流子一起混，我们管这种“坏女孩”叫“流子姐”。
流子姐对男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们妖冶妩媚，放荡不羁，性情洒脱，风骚迷人。内向的，相貌平平的女孩是做不了流子姐的。我的副班长很可能就是被她的姐姐带“坏”的。“学坏容易学好难”，青春发育期中的孩子如果不加管束就容易走“歪路”。
以上关于“好”和“坏”都打引号，因为它们只是世俗之见，当这些走“歪路”的孩子将来干出一番事业，超过大多数人的成就后，又会被人冠以（世俗的）“成功”的标签。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我对这类评判标准都持怀疑态度。
上初中没多久我就把她抛在脑后了，因为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停留在小学时，而初中又有漂亮的女同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再和副班长碰面已是高中，那是一次不期而遇。当时我去了冶钢二中，而她已辍学。
从我家去学校只一站路，那时还没有自行车，我都是走路上学，大约一刻钟。沿黄石大道走去学校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和汽车同道，走到四门口左拐上坡；另一条是捷径，从之前的一处小路穿进去，然后经过几幢民宅，路面没铺水泥，不太平整。一个拐角处有一所设在民宅里的简便教堂，每个礼拜二都有一些老太婆在里面念经。
高二下学期时晚春或初夏的一个下午，晴，我从小路走去学校，走到拐角处，教堂里传出念经声，我们迎头撞上。一开始我没认出，她穿着一水儿黑，黑色皮夹克，从胸部处解开扣子，似乎怕憋坏了那一对饱满的乳房；黑色紧皮裤，把屁股绷得又翘又圆；黑色皮靴，包住大半截小腿；黑色小皮包跨在肩头，锁扣和衔接处是金色漆的金属。一眼瞥去，我以为是一个“摩登女郎”从大城市回来探亲了。她皮肤白嫩，面貌娇媚，有些眼熟，两秒后我认出她了：怎么穿得这么“不正经”了？还抹口红，拍粉，涂指甲，烫发……她也朝我看了一眼，那毕竟是条狭窄的小路，我们互相扫过的眼神必然会接触。我知道她认出我了。她的眼神中有一种站在高处向下俯视的不屑，或许是过于敏感，但我确实被那一个毫不在意的眼神刺痛了。班主任只让我念她作文却从不让我念自己作文的委屈感再度涌起。
又好像她的夹克不是皮的，也不是黑色；她的皮靴不是黑色，而是棕色；小挎包或是皮的，但是红色。或许她的身材没有记忆中的那么火辣，没有烫发，没有涂指甲。这些都是她留给我的心理印象，我再将它具体形象化。但有两点我肯定：黑色皮裤，鲜红的口红。仅凭这两点已足够性感了。总之，她变了。
付仁德和我在高中做回了同班同学，我把撞见副班长的事告诉了他，还补充道，我们的副班长变“坏”了。付仁德显然比我消息灵通，告诉我，她现在是四门老大的女人。四门，就是我们学校所在的那条街，所谓老大，也不过一个年长点的二流子。我的副班长成了流子姐。
后来我看了几部张曼玉的电影，尤其喜欢《青蛇》。看见“小青”，我就想起副班长，对她的这一印象就是来自高二初夏或晚春的那个周二下午的匆匆一睹。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后来对她的了解大多全来自消息灵通的付仁德同学：她的家境，她的“坏”姐姐，她的可怜的外婆。高三时付仁德说他有一次他碰到她外婆（他们两家住得不远），老人家问付仁德孙女的下落，说好久没有见到她。老人家每次碰到他都要问一遍……
现在副班长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把外婆接了一起生活。可能她找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已经有了二孩。谁知道呢？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好孩子”和“坏孩子”，他们长大后成为快乐或不快乐的人，与小时候的“好”或“坏”未必相关。我心目中的副班长，长得可人，性情张扬，作文空洞。
文中人物姓氏皆作改动，性格多有嫁接，事迹或有夸大，切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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