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算是以三足鼎立的“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立而达成暂时的战略平衡，三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魏、蜀、吴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每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各种势力互相掣肘。
国内派系林立和矛盾比较复杂首推蜀汉，当时蜀国内部至少有以下几大势力集团。从早期就一直跟随刘备的北方元老派系；以荆州多数本地豪杰为代表的荆州派系；以杜琼、谯周、周舒、周群、李恢、杨洪、王平等这些益州本土豪族士人为代表的益州派系；影响力甚小的凉州派系，代表人物是马超、马岱等；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重要派系就是东州派系。
说到“东州”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蜀汉政权全盛时期主要疆域就是益州（当时是我国领地最大的州）、半拉子荆州（后来关羽兵败后丢光了）和汉中，哪里来的什么东州？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宗亲刘焉本来是江夏郡竟陵县（今湖北省天门市）人，为避中原之祸，他剑走偏锋。当时益州大乱，刘焉主动请缨，要求放弃朝廷高位前往偏远的益州当州牧，以整顿吏治。
古代益州（四川，含现在的重庆）偏处西南一隅，巴蜀盆地地势独特，军事上山险坡峻，交通阻隔，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
基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每当上一个王朝行将崩溃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易旗立寨，宣布自治或独立；而当天下将定、硝烟欲散之时，这里往往依然战乱频仍，尚未统一。所以历史上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对这块难啃的骨头，刘焉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的小算盘就是取得易守难攻的益州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割据一方。所以他掌控益州后，派张鲁盘踞汉中，截断交通，斩杀汉朝使节，让益州处于与中央政权隔绝交通和往来的状况，益州就处于事实上半独立的状态。这样，他名为“州牧”，实际上就是这块地盘上的“逍遥天子”、土皇帝。
早在刘焉入主益州前，他就知道益州当地地方势力非常强大，如果势单力薄，根本无法驾驭当地的土豪士族，远不是凭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坐安稳“一把手”宝座的。于是他不但物色了一帮心腹谋士随同他一起去益州，而且招募了因建安初年的混乱局面，从南阳、三辅(长安、冯翊、扶风)一带逃难进入益州的流亡人口数万户，组成地主、豪强军队，以作为统治、弹压益州土著的武装力量。
相对于位于西南的益州，这些流入人口的原始户籍基本都在四川盆地以外的“东边的一些州郡”，所以这些人被称为“东州人”；在他们中间募集来的士兵、编练组成的军队自然就叫“东州兵”。刘焉就是利用这数万“东州兵”硬生生地吃定了益州土著豪强（益州派系）。
由于东州人有追随刘焉“打天下”的从龙之功，又深得刘焉的信任，所以逐渐从他们当中崛起了一股核心中坚势力——所谓“东洲派系”。经年日久，势力越来越膨胀，渐次形成以许靖为精神领袖，四大天王吴懿、法正、李严、孟达为骨干的庞大政治势力。
东州兵对益州老百姓一向骄横恣肆，经常欺压他们、侵占益州土著的利益，这样他们和益州土著派一直离心离德。刘焉在世时算是勉强维持住局面，做到大体相安无事；可是他的儿子刘璋比他爹差远了，接过老爹的州牧之位后，渐渐把控不住局面，造成后来他的地盘很快被同宗刘备夺取了！
后来刘备入川时，东州派系作为和益州土著派系一直有矛盾的外来势力，正是他们“放水”让大耳哥没费多大气力就夺取了益州。刘备投桃报李，重用东洲派系的许靖为太傅，不久升为司徒；大力提拔法正和李严，视他们为其在蜀地的左膀右臂；迎娶并册封吴懿的寡妹做自己的皇后；此外，一大批其他东州派骨干也得到重用。
先主刘备是从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募兵起家的，早期跟随他东征西杀的一般人如关羽、张飞、孙乾、简雍、糜竺、糜芳、赵云等，主要来自北方各地，这就是刘备的原始班底集团。
这个派系权力最大，在蜀汉集团刚刚成立的时候，北方系的原始班底占据着核心位置和掌握了绝对话语权，遗憾的是他们人数有限，人才梯度也不够，缺乏纵深，整体上凋零较早。
而且以关、张、赵为代表，这股势力以掌握兵权和刀把子的武将为主，文官能力有限。以糜竺、糜芳兄弟为例，当年刘备从陶谦手上接掌徐州时，徐州的首富糜竺将其全部资产，包括妹妹（糜夫人）都无偿奉献给刘备。正因为如此，刘备刚入主益州时，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地位超过军师将军诸葛亮自不必说，这也是众臣之中地位最高的。
然后大耳哥刘备辗转漂泊，不断地兼并其他地方势力，特别是在赤壁之战后占据半个荆州、基本站稳脚跟之后，随着诸葛亮为首的荆州职业官僚集团的加入，糜竺等原始班底在军事战略谋划、理政能力方面相形见绌。特别是关、张去世之后，糜竺、刘琰、简雍这些原始班底的核心人物基本只是作为花瓶贡起来，位高而不治事。
刘表死后，刘备取得了荆州多数本地豪杰的支持，如庞德公、庞统、马良、马谡、黄忠、伊籍、诸葛亮、张南、冯习等人都投入了刘备阵营，组成了蜀汉政权的荆州派系，于是他们崛起成为蜀汉政权的支柱派系。
刘备夺取益州后，东洲派系和荆州派系这两个外来户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大BOSS刘备的策略就是拉拢东州派，同时制衡一股独大的荆州派，大家一齐压制益州派。这样东州派迎来了继刘焉当初宠幸之后的第二春，再次获取益州新主刘备的亲睐。
倒霉的益州派系一直充当了“熊孩子”，从刘焉、刘焉之子刘璋、刘备到诸葛亮掌权的各个时段，都是被提防、压制和“有限使用”的状态。公元263年，魏晋司马昭命钟会统领十八万魏军攻打蜀汉时，钟会率领主力与姜维相持与剑阁。邓艾带兵偷渡阴平，成功绕过剑阁，深入蜀中腹地，攻到成都城下。
当时成都作为蜀汉国都，其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如果刘禅振臂一呼，禁卫军加上城中大量百姓坚守十天半月根本不是问题，这样可以为姜维的回师赢得时间。问题是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派的门阀士族根本就是和蜀汉不一条心，权衡益州派系的根本利益后，益州派纷纷鼓噪投降，于是蜀汉很快灭亡了。
既然当初益州派系的世仇——东洲派系可以把益州拱手让给刘备，那么一直受荆州派系和东州派系打压的、受其窝囊气的益州派系为什么不让向魏晋司马氏政权出让益州呢？毕竟每个集团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益州派在战与降之间果断地选择投降，这样至少保证他们的派系势力在投靠新的帝王后还能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这或许就是派系林立的蜀汉政权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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