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可谓是叫好又叫座，赚足了观众的笑声和眼泪。”
有人说，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现实。无疑，《我不是药神》做到了这一点，它深刻揭露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现状，成功地为慢性白血病患者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
不过《我不是药神》虽然践行了“现实主义路线”，却也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它简单地把原研药公司的代表跟反派挂钩。
事实上，正如《我不是药神》电影中研药公司的律师所说：“救了病人性命的，既不是主人公程勇，也不是印度格列宁，而是瑞士格列宁。”
若是没有原研药，又怎么会有仿制药?
主人公程勇从印度“代购”假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白血病人，却也不能改变他的行为违反刑法这一事实。或许，这就是电影名之所以为《我不是药神》的原因吧。
“神”这个字，离我们太遥远，它寓意着无所不能，仿佛能彻底消弭病痛。
尘世里没有神，只有芸芸众生，只有每个努力生活着的人，而那些到达了“至善”“至美”的人，我们称之为“圣”。
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国历史上有着“医圣”之称的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说起东汉末年的医生，想必大家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名字都是“华佗”。的确，华佗在国人心目中已成为了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反而拥有冠绝古今的“医圣”称谓吗?
这还得从三国时期的疫病说起。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动荡年代，战火连绵，百姓流离失所。据史书所载，东汉末年疫病横行，无数的人们被疫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以至于十室九空。
张仲景就在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里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又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笔下的“伤寒”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感冒”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疫病，死亡率极高，相当于是东汉时期的“非典”。肆虐的疫病带走了亲人的生命，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张仲景痛定思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疫病的破解方法。
公元三世纪初，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博览群书、广积众方的张仲景终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攻克了疫病，一举奠定他在中国医学史上“医圣”的地位。
“医圣”张仲景的“圣”，不仅在于他的医术“至善”，还在于他的心肠“至美”。
这不，我国传统食物饺子的起源，就和张仲景救治百姓有关。
时值冬日天寒，许多贫苦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耳朵生满了冻疮。张仲景知道了，心里很是难过，纵然公务繁忙，还是抽时间研究出了一个用于御寒的方子——“祛寒娇耳汤”。
张仲景让自己的徒弟买了羊肉和一些可以暖体祛寒的药物放在一起煮，做成馅料，用面皮包成形状类似耳朵的“娇耳”，再用之前的药汤将“娇耳”煮熟，分发给穷人吃。吃了“娇耳”的穷人浑身发暖，耳朵上就再也没有长冻疮了。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论述了“大医”的两个标准：
第一是“精”，即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
第二是“诚”，即要求医者要诚心救人，把病人当成至亲救治。
若有“大医精诚之心”，每一个医者，都是“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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