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

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

宋之遗民文天祥于宋元之际，幻想藩镇之制回归，以拯救现实。正如明之遗民例如黄宗羲于明清之际，幻想一纸文书就可以处死的辽东军区司令熊廷弼与袁崇焕，能够变成南宋初尾大不掉式的军阀韩世忠或岳飞。

文天祥提及的“藩镇之制”，涉及宋代之宪制问题。宋代至关重要之宪制问题是: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赵匡胤）削藩镇，以靖天下。宋太祖迷信“制度万能论”，相信世界上存在万全之策与百年大计，问题只在于英明圣君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运气，获得并实施这种所谓的万全之策与百年大计。“当局者迷”在宋祖身上的最佳解释，就是英明圣君们，往往将历史与现实中一再上演的权宜之计，理解与希望是万全之策与百年大计，殊不知前者永远存在，而后两者永远不存在。

古人云:矫枉之枉常深，救弊之弊常大。但是上世纪20年代，领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所谓过分的问题”，领袖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矫枉之枉，常深（甚至更深）”，而“不过正不能矫枉”，用现代病理学的语言翻译就是:治病带来的后遗症，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可怕，而非下猛药，又无法治病。

因此，圣君与宪制的所谓“正确”，与其说取决于英明与高尚，不如说取决于时间与运气。正如刘仲敬在《经与史》中所指出:历史理解能力一旦丧失，就会把灾难发生时的执政当成罪魁祸首，而将灾难（萌芽状态）的制造者视为英明领袖。大多数灾难的原因，就是皇帝的挥霍性（或透支性）胜利，但始作俑者往往活不到付出代价的那一天。

《晋书》之《职官》记载：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沖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騫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司马炎显然打算于王朝之初，搭建集体领导之框架与宪制。从这份职官名单看，类似司徒、司空、大司马等东汉时代的三公官职，因为没有实权，已经近乎鸡肋；类似秦王朝及之前就有的太宰、太保、太尉等官职，则早已被人遗忘。魏晋时代的历史记忆，所谓权柄的掌握，只有三种途径：一是外戚录尚书事（例如西汉武帝时的霍光），正式官职，可以是宰相、大将军………；二是由唯一的权臣比如董卓、曹操，担任相国或丞相；三是由内廷宦官掌握实权，比如东汉王朝的十常侍。

司马炎如此安排，显然是对魏晋及之前积弊的清算与矫枉。司马炎之下的八公，并非朱元璋之下的六部，八公不是各部的尚书，而是地位平级的八位宰相级高官。司马炎设计的体制，表明新政权（晋王朝）封堵内廷宦官、外戚与权臣掌握权柄的决心，看似英明之举。
但矫枉必须过正，矫枉也往往过正。封堵权臣之窗，往往开启党争之窗；封堵内廷宦官之窗，往往开启外廷绑架皇权之窗；而外戚则一般会受到皇权、内廷、外廷三方一致反对。司马炎的继承人不是司马炎，更不是雍正、嘉靖式绝顶勤劳与聪明的帝王，司马炎的临终托孤，面临两难困局。如果维持集体领导的宪制，等于没有托孤；如果按照刘备的托孤模式，等于让托孤之臣具备篡夺之合理性。历史的路径几乎毫无悬念，司马炎最后的托孤，直接引起中央党争，间接诱发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