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3年的处女作《水印街》在威尼斯影展首映之后，导演文晏今年携作品《嘉年华》入围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此片讲述了一个沿海小城中两个少女经历伤痛之后坚强成长的故事。在影片中，文晏审视了当下社会对女性个体以及对性的态度，这些态度在近几年来虽然有所改观，但远不及我们想象得那样和谐。
文晏导演在威尼斯电影节
(© La Biennale di Venezia - foto ASAC)
以下是欧洲知名电影网站Cineuropa对《嘉年华》导演文晏的专访
Cineuropa（以下简称C）:在《嘉年华》里，你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受害者身上，而对凶手却不曾提及，这是什么原因？
文晏（以下简称文）：我并不想集中提及他们。他们是谁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代表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强大势力。对我来说，最令人胆寒的犯罪并不是片中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而是事件之后，整个社会对待对这些女孩的做法。类似如此的事件在中国太普遍了，但是我们无从听闻。因为在中国，我们无法去探讨“性”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无从谈“性”。这个状态近两年有所改观，但是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女孩们不敢去揭发罪犯，因为她们会感觉羞耻和无地自容，所以她们中只有极少数得以昭雪。
C：因为人们一直会有将错误归咎于强奸案的受害者的倾向？
文：人们总是想：“为什么他们就强奸你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始终将性侵和耻辱关联在一起。受害者本需要来自家庭的关怀和支持，但恰恰相反的是，她们听到的是：“没关系，忘记就好了。”很多强奸案被受害者自身完全隐藏了起来，但是还是会给她们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甚至影响到她们未来的人际关系和对待男性的态度。在我的电影里，一个女孩似乎比另一个受这些事件的创伤更小。但我们并不知道她是否在未来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C：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高耸巨大的玛丽莲·梦露雕像出现在女孩们的面前。某种意义上说，这座雕像的命运是不是映照了她们自身。
文：当我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里，确实建造了一座类似的雕像。但是半年后，因为雕像人物的裙摆过高，它被拆除了。我在照片上看到它被搁置在卡车上，将要被运走，我感觉这个画面太符合我的故事了。一开始你极度渴望窥视穿短裙的女人，但逐渐感到不适。转而去怪这个雕像的裙摆太过上扬，真是讽刺。
C：现如今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在你的影片中，无人去倾听受害者的心声，甚至连试图去帮助她们的律师都不如她们的男同事一般尊重她们。
文：在过去，女性一生中最好的选择就是嫁入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我以为现如今这个想法已经完全改观，但并不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得到很多，人们不会多说什么，但前提是你嫁给了一个名人。中国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重要角色，但她们仍旧被希望只以固化的行为方式来行事。我有一个朋友从事广告行业，她告诉我无论何时，只要当她和客户讨论重大项目的时候，必须要求有男性工作人员在场，哪怕只是一个助理。我作为一个女性电影人也深有同感，但我决定无视它。（笑声）我很早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并且找到解决它的的办法。但是你还是要一直证明自己其实和男人一样强大。
C：为什么你要将主人公设置得如此年幼？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目击者，都是未成年人。
文：中国经济发展地十分迅猛，过去30年，很多人都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把孩子们留在了家乡。这些孩子们在没有呵护的环境下长大，他们可能被伤害，侵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在中国影坛，我们都很尊崇达内兄弟，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摄影师Benoît Dervaux的风格非常贴合这个故事的感觉。我需要这个影像是客观但又是私密的，因为我希望将目光聚焦在这些孩子身上。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在未来会愈演愈烈，因为我们从未有意识地去解决它。这有点像片中的一个海滩上的场景，情侣们穿着租来的衣服，拍着他们所谓“完美”的结婚照。我们只浮于表面，尚未触及内核。
本文原载Cineuropa官网
采访：Marta Bałaga
导筒原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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