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二次进京城

袁维龙

我第一次出省旅游是到武汉，那是1973年10月，信阳县广播站技术员祝明炎入党，李培德站长派我和共产党员陆佩宪去外调。陆佩宪高中毕业，和我同是县广播站人员培训班的学员，他对无线电一看就懂，在学员中是接受这方面知识最快的一位，很快成了县广播站的技术骨干，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后派到明港公社广播站当站长。我俩先到胡店公社，我身上带着500元钱的外调经费，在佩宪家吃午饭，下午赶到胡店，受到胡思云、戚德成的热情招待。第二天返回时，我的钱丢了。我问佩宪：“钱是否掉你家了？”佩宪说：“不可能，我的父亲憨厚耿直，从来不摸别人的东西！邻居也没有人进我的家门，你好生找找，想想丢哪啦！”我心中郁闷不乐，回到平桥，第二天戚德成打来电话，说钱丢他那啦，我才长吁一口气，差一点引起一场误会，佩宪也是一个豁达的人，从此没提这件事。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对任何人，任何事不能凭主观想象，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祝明炎祖籍湖北嘉鱼县，母亲过世很早，父亲来到信阳在明港当工人，他是父亲抚养大的。由于缺少母爱，又很少和外部接触，养成了寡言少语的内向性格。但他当过兵，热心钻研技术，成了当时县广播站的技术权威之一，大家称他“祝教授”。我和佩宪路过武汉顺便目睹了市容。那时的武汉三镇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我俩参观了长江大桥，游了东湖。东湖，是武汉的重要旅游地之一，玲珑的建筑，参天的古树，湛蓝的湖水，绵延的浅山，浪漫的游人；还有那一池盛开的朵朵莲花，拍浪击水的点点游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丽的湖光山色。即兴仿填了一首词：

仿卜算子·游武汉东湖

携友画中游，歌打嘴边流。

金针林里穿飞车，荷间荡轻舟。

浪洗千年怨，花消万人愁，

多少荣辱逐浪去，景在浪前头。

我和陆佩宪从武汉坐船，逆水而上，前往嘉鱼县。宽阔的江面，奔腾的江水，汹涌的激浪，惊涛拍岸，慑魂动魄——这是我第一次航行长江，被长江的雄浑、浩瀚、无羁而震撼！我当时便作诗一首，有“波浪滔天，惊涛拍岸”诗句，可惜丢失未存。外调进行得很顺利，祝“教授”也很快被批准入党。

1974年9月，我又心血来潮，动员何道珍去大武汉开开眼界，她提出一大堆问题：“猪谁喂？鸡子晚上不进笼怎么办？孩子谁照护？”硬是不去。我只好求助母亲。那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晓霞、海燕在上学，袁强五岁，袁健一岁多，两个小的我们带着。猪、鸡都交给母亲。道珍才放心和我一起去。我俩牵着袁强，抱着袁健，游东湖，看长江大桥。我们参观了黄鹤楼，归元寺，中山公园。两个小家伙，天真烂漫，特别的兴奋，不知疲倦地玩耍，道珍也玩的很开心。那时武汉没有出租车，远近都得挤公交汽车。一次在中山大道等公共汽车，等了二十多分钟，汽车一到，等急了的大人小孩蜂拥而上。我和袁强挤了上来，道珍抱着袁健没挤上来，汽车一溜烟跑了。可把我吓得半死！道珍是第一次到武汉，不知道东南西北，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她身上又没有带钱，失去联系如何得了！到了前站我和袁强挤下了车又拼命地挤上回头车，看到道珍抱着袁健还站在那里，我才松了一口气，把道珍表扬了一番。她如果真走失了，那可是“妻离子散”了！

在中山公园，袁强、袁健看了大象，老虎，各种动物，长了不少见识，至今还念念不忘，弟兄俩在摩托车玩具旁照了一张像，成了我们珍藏他俩最早的一张“老照片”。

1977年春，何道珍乳房长一硬块，整天寝食不安，我也十分焦急。有医生劝去大医院确证，我请了几天假打算带她去武汉检查。一天上午，正在家中准备，朱庆成来了——他是我们好朋友，时任柳林公社工业办公室主任。他说，勘察发现柳林一带蕴藏有大面积的白石，可做白水泥原料，很有开发的价值。因为我认识国家物质部的人，公社领导请我帮忙去北京跑跑项目。

原来我在信阳县广播站当副站长期间，因缺播音员，正巧北京有一对青年夫妇，男的叫丁奇，女的叫张芳，下放在县化肥厂当工人，经过考核，他俩不仅普通话标准，而且音质不错，又是高中生，适合播音工作，便把他俩调到县广播站。丁奇的父亲是国家财政局的处长，张芳的父亲是国家物质部军工局局长。小俩口一点没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和北京大城市公子小姐的娇气，和同事们关系处的很融洽，工作干得也很出色。我们之间尤其成了要好的朋友。1976年我和机务员鲁金玉去买录音机，丁奇夫妇已调回北京，特意发38元钱请我俩到北京莫斯科饭店开了一顿“洋荤”。那时因公出差，沒钱游览，只是抽空看了一下颐和园，发600元买了一部收录机就回来了，仅作了两首小诗：

昆明湖观荷

昆明小舟赛荷花，莫恋何花不恋家。

春风排得浮云去，当忆家乡早晚霞。

夜游北京长安街

繁星点点万万千，银河原在此城间!

身傍游侣忙告我， “华灯齐放夜长安”。

这次柳林公社请我去北京帮忙，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我要去武汉给妻子看病，时间不巧碰到一起了。我说罢情况后，朱庆成笑道：“维龙，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北京医疗条件不比武汉好，况且小丁、小张在北京又有熟人，何不一举两得呢！”我听朱庆成言之有理，立即答应了。那时的人很守规矩，我请假是去武汉，改为北京还得到单位重新请假。朱庆成说，你回广播站请假，我回去准备准备，两天后从信阳火车站登程。于是，就这样敲定了。

小时候，我要出去玩耍，母亲总是不放心，有时大声呵斥！“你想上哪？你想上天？你想上北京？”。那意思上（去）北京比上天差不多——北京哪是穷人去的地方！这次是我第二次进京，而且带着夫人，着时要打扮一番。我和道珍翻箱倒柜，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道珍只得向我的五妹维华求援，借她一件军褂穿上，我则借在县广播站干泥工活的余建仁的一件军褂和一条黑裤子。两人上身一色黄，倒有点像当年的红卫兵。那时，家中没有电话，无法和丁有奇、张玉芳二位联系，我从她的来信中找到地址，便和朱庆成一起进京。同去的还有柳林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刘理贵，他当时三十多岁，高中毕业生，曾在武汉干过，见过大世面，我们只恨相见恨晚。后来刘理贵率先下海，成了信阳县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

朱庆成、刘理贵带了一纸箱子老鳖作为谨见之礼。那时跑项目“王（八）香（油）花（生米）”很吃香。不像现在有专项经费，有的把经费花干了，项目没跑着，个人却升迁了，其中的奥秘不再其位就不知里暗了。

火车刚过郑州不久，已是深夜，旅客们都昏昏欲睡，突然，有个女人大叫起来，接着又有三、五个人惊叫，惹的满车厢人大惊失色。乘警、乘务员都赶过来处理这一突发的“恶性事件”！原来，时向长了纸箱子被老鳖拉豕湿透了，爬出来二十多个，让大家虚惊了一场。进京后，丁有奇出差不在家，张玉芳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让我们四个人住下，第二天她就领着道珍去北京医院，请一位专家看病，专家用手摸了摸，笑着说：“你这叫乳腺增生，是常见病，大姑娘就有这种病，不用吃药，到时候自己就好了。”何道珍破涕为笑，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在北京逗留期间，说来也巧，一天下午我和道珍逛大前门新新商店，刚出门和内弟何道明迎面相遇，他高声喊道：“姐，袁哥，”我一看是他，大吃一惊。这里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怎么能碰个正着？不知是否是天意！

人们常说“四喜”：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又是遇到亲兄弟，我们的高兴劲就甭提了！

何道明此时在唐山某部队服役，营级干部，来北京出差。他看道珍的寒酸样，硬是用军用布票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我们三人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长谈。广场的夜色美不胜收：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广场上、长安街华灯齐放；流水般的汽车灯光闪烁；建筑群、林荫道火树银花。晴空如洗的夜空，硕大的月亮，在北京城的灯火辉映下，羞涩悠闲地放着银光。我们谈的很亲，谈的很久，谈的入神，谈的动情。

朱庆成我们4人抽空游故宫，逛长城，很是惬意。因技术问题开发白石的项目没有搞成，但为柳林留下了一套非常有价值的地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