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七月，炙热的阳光愈演愈烈，“硝烟弥漫”的高考才过去月余，接踵而至的是学子们的升学季。在这炎热的夏季，考生和家长为了升学紧张而忙碌：选专业、填志愿，恨不能“十八般武艺”齐齐上阵，只为争一个理想的未来；他们心怀期待，充满喜悦，当然亦有可能满腹失望。
为了升学绞尽脑汁，却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升学一词由来已久，《礼记·王制》中就有：“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 的记载。我国的科举，就是古代升学的重要制度之一，它从隋朝（一说是唐朝）延续至清朝光绪年间，前后逾一千三百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的出现打破了前朝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让许多寒门学子得以打破阶级的桎梏，走上“人生巅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催生着古人们对科举的狂热，为了考取功名，除了寒窗苦读以外，人们也少不得做一些别的“功课”，比如“走后门”；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让人不齿，却有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了状元郎。
这位“走后门”的大诗人，就是被唐代宗誉之为“天下文宗”的盛唐著名诗人——王维。
王维，字摩诘，出身士族大家，少时聪慧敏学，精通诗、书、画、音乐……可谓是十项全能的大才子，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连苏轼都对他的诗作赞赏有加，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一位世家子弟，也用得着挤科举“独木桥”吗？
事实上，若非父亲在他年幼时亡故，王维完全有潜力成为盛唐炙手可热的“高富帅”、“富二代”。九岁时，王维的父亲病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王维走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
那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少年郎，又为什么需要“走后门”呢？
据说，那时的王维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他曾夸下海口：若参加科举考试，必得第一，否则决不参加。这位少年才子理应有夺取第一的实力，但在当时，状元几乎都被有关系的人内定了。
那年的状元，据说已经定下的是张九皋，王维自然不服。王维写得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十五岁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结识了不少京城王公贵族。于是，在关键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文学友人——岐王。
歧王爱才，当即把王维引见给了皇帝的亲妹妹，玉真公主。而这个“走后门”的过程岐王也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他把王维化妆成一个伶人，在公主的宴会上弹奏乐曲。
通晓音律的王维很容易就以一支自己创作的琵琶曲《郁轮袍》，赢得了满堂喝彩。而这个风姿绰约的大好青年，自然引起了公主的注意。岐王见势便向公主大力推荐，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于是玉真公主现场听了王维的几首诗，而后不禁惊呼，原来平素她喜爱的那些诗，就是出自眼前的翩翩少年郎。此时，岐王又慢慢道出，王维科举无人举荐一事。玉真公主听罢，当下便对王维说：“你要取头名的话，我当全力荐你。”
后面的故事，史书便都有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身骑白马、插花游街、赶赴琼林宴会的王维，成为了长安城里最炙手可热的状元郎。
看到这儿，也许你正要指责王维破坏了竞争的公平，别急，这事儿还得从唐朝科举制度中“行卷”这个特别的风气说起。
唐朝科举考试时不采用“糊名制”，考卷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密封卷”，所以非常方便考生“走后门”。举子们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就来到京师，将自己的得意诗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这便是唐朝非常盛行的“行卷”之风，这后来甚至成为了一种制度。不要说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对此跃跃欲试，这是个连天才也都颇爱走的“后门”。
除了王维，白居易也是“行卷”之风的受益者。唐代王谠《唐语林》中记载，白居易就以行卷之中“咸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而“声名遂振”。
话说回来，“行卷”制度，或多或少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这也是不少后人对王维有所诟病的原因。
有人说，“行卷”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病，也为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样的制度，唐朝诗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也有人说，这样的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由于行卷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命运，于是偷窃抄袭，捉刀代笔等舞弊行为源源不绝。到宋朝的时候，“行卷”之风就因为科举糊名制而戛然而止了。
而不论王维是否因为“走后门”成为了状元郎，人们争论不休的同时却终究因为他的四百多首传世佳作，把他奉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将他与孟浩然合称为“王孟”，将他与李白、杜甫比肩，平分诗文天下。
诚然，真正有才华的人，终究不会被平凡湮灭，一次考试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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