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我中华美育精神

当下，面对技术人、工具人、物质人、欲望人等种种人的异化和单面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华美育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儒家之“依仁游艺”“从游涵咏”，道家之“逍遥游”“乘物以游心”，禅宗之“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有浪漫理想的屈骚传统等，共同铸就了中华美育精神。中华美育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多民族生存境遇及其共同价值体系长期孕育的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具有绵长久远的生命力。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在于，它更多指向中华民族审美与艺术传统在育人及应用层面的独特建树。从根本上说，中华审美与艺术传统的核心内涵之一就在于人的培育或养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美育精神尤其能体现中华审美与艺术传统的精神特质：中华审美与艺术的终极目的不仅仅在于个体的情感陶冶，而在于由此而实现完整人格的养成。

美国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在此基础上补充强调另两种需要的重要作用：一是认知需要，二是审美需要，但都没有列入正式层次体系中。按照这种需要层次论推导，马斯洛的美育精神在于相信每位人类个体，无论出身贵贱、身世顺逆、经历繁简等，都有着这五种基本需要，从而都有可能向上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即自我实现。而凡是获取自我实现体验的人，又总是能够享受到人生中美妙的“高峰体验”。由此看来，马斯洛所心仪的美育目标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超越性“自我实现”。这种美育精神当然不可能代表西方美育精神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已经呈现出其中的一种基本精神特质：美育旨在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目标。

而中华美育精神，与伦理观念紧密联系，高度重视人格美。

儒家认为“圣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圣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孟子认为达到了“诚”“知天”“同天”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自己的责任，由内圣而外王，由立德而立功、立言，强调每个人的历史责任感。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把精神自由、回归自然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理想是要做一个“真人”——真性情的人，即顺乎自然，不为世俗所累，不为外物所累，不为纷争所扰，永远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忘我遗物，淡泊寂静，不乐生，不忧死，遗世而独立。

冯友兰先生总结出“人生境界”说，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规定，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圣人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由此，中华美育精神不是像马斯洛那样对个体的“自我实现”孜孜以求，而是在对个体的超越性追求中达到人与天地的融合如一。

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非常重视其现实性，关注的中心是现实世界的美，大自然的美、社会生活美、人的美。庄子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中，他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荀子认为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美，他说：“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

中华美育精神中，审美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统一。“为仁由己”“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孔子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要以按道德原则办事为乐，把实践道德原则作为一种美的享受。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魏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用“大”来赞扬尧，主要是从道德品质和对人民群众的恩泽的角度来讲的，另一方面，他又用“魏巍乎”“焕乎”来形容“大”，就使尧的品质、事业、恩泽形象化、具体化、情感化，使之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中华美育精神突出审美与艺术在个体的成人过程中的关键的涵濡或滋润作用，表明人格涵养才是美育过程的核心，强调涵养顺乎天地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共在或共生式人格，这对于深入推进美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18.9.12《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