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
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的一切学问；而形而上的，中国人称之为“道”，儒家思想叫做“天”，“天道”就是中国的哲学。“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西方哲学家来看，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因为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后来发展了又形成科学。那么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当然有，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
所以，“礼”不光是礼貌、礼节，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学，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运用。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是干什么的？是起中和作用的，说大一点就和平之用。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先王”就是中国人的列祖列宗。所以中国文化的先王之道“斯为美矣”。“小大由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由礼的精神来处理。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相互矛盾的说法。有句话叫“矫枉过正”，“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但矫正得过份了，又是歪了。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的调节也不好，所以要“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义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中和一件事，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为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建立“信”？因“信近于义”，义者相宜也。恰到好处谓之宜，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如”时宜“就是这个意思。“义”的另一个意思是“侠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忠义之气。讲信用与讲义气是一样的，守信的人不可讲空话，因为“言可复也”，讲了话必须恢复。“恢复”就是讲了的话要“兑现”。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礼貌当中要恭敬。所谓恭，就是内心对事情的庄重认真，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虽然不敬礼，当朋友有困难时，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不说出来就知道。因此，恭敬就是礼。人与人为什么要恭敬？“远耻辱也”，免得招来无谓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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