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桐花开

安静的夜里，一股淡淡的清香，挽住了我晚归的脚步，原来是小区里的泡桐花开了。

淡紫色的花朵，如一串串风铃，在昏黄的灯光下，和着晚风轻轻摇曳着，有着一种别样的朦胧之美。在这寂静的夜里，那香气，比声音更能唤起人们的注意力。

老家的屋后，从我记事起，就栽种着两棵泡桐树。那荫蔽了大半个屋顶的枝桠，此时也该繁花满枝了吧！每到这个时节，整个院子的上空都会弥漫着这股淡淡的清香。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傍晚时分爬上屋顶，趴在房檐上，就着落日的余晖，对着满树繁花写点什么或者读点什么。素月东升之际，还能体会一缕“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夜里，躺在炕上，那香气还会透过屋顶，穿过窗户，浸到你的梦里来。

离开老家，一晃已二十多年。偶尔回家小住，也很少遇到她的花季。今夜夜色宁静，微风习习。这熟悉的香气，让我又想起泡桐与我们家的渊源来。

那是1959年，母亲才十岁。那时候，全国正处于全民“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期。

为了大炼钢铁，各家各户的铁物件，除了铁锨、镰刀等工具外，连家里的门鼻儿、铁锁、秤砣都上交，送去炼钢了。锅，也都砸烂了，成了废铁投到了炉子里。

那时候，村村实行“公社化”管理。各家各户的粮食都被要求全部上交，民兵挨家挨户上门搜缴。人们都绞尽脑汁地想藏起一点粮食，有的把粮食藏在炕洞里，有的铺在炕席下，有的卷在背窝卷里，有的埋在院子里，但无一例外，都被搜了出来。

家里没有了粮食，连锅也没有了，一日三餐都得到队里的大食堂去排队吃饭。没多久，粮食危机就来了。

母亲说，前几个月的饭，还是稠的，慢慢地，饭越来越稀。可是，地里的麦子才刚刚灌浆，离新麦子下来还有两个来月。为了填饱肚子，大食堂只好把之前用来喂牲口的地瓜干、花生饼、豆饼之类的拿来凑数。

恰在这时，母亲得了严重的痢疾。在那个本就缺医少药的年代，这简直是要命的病。脆弱的肠胃，若是能吃些面汤、米汤之类的，慢慢调养，没准儿还能缓过来。可是，家里没有一粒粮食，而村里的大食堂，只有地瓜干和花生饼之类的难消化的食物。

母亲的病，日见沉重，连饿带病，早已面黄肌瘦，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姥姥、姥爷急得团团转，却一点法子也没有。

一天夜里，有人敲开了姥姥家的门，大襟下藏着一碗白面。这可是救命的东西呀！

来人是姥爷的一个远房嫂子，母亲管她叫二大娘。

原来，二大娘的院子里，生着一棵老泡桐树，长得️郁郁葱葱，树干粗得双臂都搂不过来，内里却早已空心了。

二大娘是个聪明人，听说要上缴粮食，她连夜用自己织的厚粗布缝了几个细长的口袋，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和小米分别装好，用绳子系着，趁夜色藏在了泡桐树的空肚子里。连神仙都想不到，粮食会藏在树里面，更别说民兵了。

锅，已经被砸烂了。为了避人耳目，姥姥在灶口支上几块砖头，用小砂锅给母亲做了半碗面汤。旁边还预备着熬药的药吊子，万一有人来，就说在熬药。

那季节，梧桐花开得正盛。母亲说，那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汤，还带着一丝泡桐花的香甜。

过了几天，二大娘趁晌午时没人，拿着水罐子，装着去井边打水，又偷偷送来了一碗小米。

母亲命大，有了那两碗救命的粮食，竟慢慢痊愈了。母亲说，二大娘是她的救命恩人。于是，病好后，认她做了干娘。

对二大娘院子里的那棵藏过粮食的老泡桐树，母亲也充满了感激之情。有一年，家乡大旱。村里的井都干涸了，人们只好去十里地外的一口井里挑水吃。

二大娘只有一个儿子，还远在哈尔滨工作。母亲在生产队里散了工，就去给年迈的二大娘家挑水吃，每次都留下半桶，浇灌那棵老泡桐树。

母亲说，做人，无论什么时候也得讲良心，要懂得知恩图报。哪怕对一棵不会说话的树，也是一样。

在将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二大娘的日常生活，都是母亲在照顾，直到二大娘随儿子去了哈尔滨定居。

临走前，二大娘把院子卖给了别人，把那棵老泡桐树也伐了。二大娘请村里的木匠，把那棵老树做成了一张圆桌，送给了即将出嫁的母亲做嫁妆。

那张圆桌，不张不裂，用着非常轻便。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圆桌仍在老家使用着。

老泡桐树留下的树根，据说，来年春天又衍生了好几棵树苗。母亲听说院子的新主人要挖掉它们，就上门讨了来，种在了我们家的屋后。最终，只有两棵存活了下来。如今，那两棵老泡桐树的后代，早已长得枝繁叶茂，双手都搂不过来。

二大娘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如今早已仙去多年。可母亲总是忘不了她，每逢回老家上坟，母亲总会朝着北方，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单独烧一份纸钱给她，顺便再絮叨几句当年的事。母亲总会籍此嘱咐我们，做人千万不能忘本。

夜深了，那满树的香气更加清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