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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作李封到西安:一次未成行的投共经历

从焦作李封到西安:一次未成行的投共经历

作者: 襄楚 | 来源:发表于2018-03-22 22:47 被阅读20次

    从焦作李封到西安:一次未成行的投共经历


    口述 秦家儒  整理秦明亮

    1944年寒冬腊月,距离家乡修武县侯庄村西边十几里地的待王火车站,我被抓了壮丁,被迫顶替成了“赵景地”。和其他二十多个与我年纪相当的人一样,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士兵,驻扎在焦作李封。在这三个多月百把天的时间里,却有着一段失之交臂、未能成行的投诚共产党八路军的经历。

    部队来历

    我被抓了壮丁以后,随着部队驻扎在焦作李封北边的山上。部队是国民党第40军、后来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的宋哲元的38师539团,团长好象是姓于或者姓崔,记的不太清了。

    38师隶属于59军,是第29军扩编的,是宋哲元的嫡系部队,也是西北军剩下的精英。

    这支部队在“芦沟桥”事变中曾英勇抗击日寇,后来由于日军不断增兵南下,29军边打边撤,沿平汉铁路由河北省经河南安阳、新乡,向西撤退。在修武县城东的小纸坊打击日军之后,就退守在焦作以西一带。

    539团有四个迫击炮、四个重机枪。编制有三个步兵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两个步兵排和一个小炮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四个人。全团约1600人。虽然建制是这样,但是,由于伤亡、逃跑等因素,在通常下,基本上都是不满员。这样,全团也就不足一千人。

    每个当兵的有一支步枪和四个手榴弹,但是只有一半的人配发有一把刺刀。主要枪支是“汉阳造”、毛瑟枪和山西土法自己制造的三八大盖,五花八门,啥都有。只有从北平过来的老兵,身上还带有镔铁大刀。不过这时候,人数已经不多了,大概只有几十个人。

    排长是冲锋枪或者是好一些的步枪,连长每人一把手枪,每个连有三四个轻机枪,掷弹筒两三个。另外,有一些通讯设备、骡马等军需用品。没有大炮等重型武器,无法远距离杀伤敌军。

    由于蒋介石只重视他的黄浦“嫡系”部队,认为其他部队都是“杂牌军”,所以539团在枪支弹药、物资供给、粮草军饷上,不仅无法与“中央军”相提并论,而且相差甚远。。更何况,部队根本没有后勤保障的机构和人员,所以有战事的时候,就成了一呼窿上、打罢就跑、不能持续作战的部队。

    由于宋哲元的调离(明升暗降,后来病死家中)、38师主力转战河南、山东、湖北等地,随着38师师长张自忠、黄维纲、李九思等几个主要大员先后战死,被遗留在焦作的539团的团长,就象走马观花一样,没多长时间就要换个头儿,人心不稳。

    后任的长官与以前老部队的官兵,同床异梦,各怀鬼胎,早已经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新任长官要把持大局,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山头,拢人心。老人员,特别是连排一级的老长官,却要摆老姿格,不尿他这一壶。全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上下离心离德,就象一盘散沙一样。

    再加上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他们原有的吃苦耐劳精神、顽强战斗作风已经基本丧失,人心不稳,军纪涣散,虽然比许多“中央军”部队稍强一些,但是,部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当时的修武县北部山区,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部队、抗日的土匪武装云集,到外都是部队。日本鬼子、汉奸、便衣队、皇协军聚集在焦作、修武等地,到处征粮派款。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民国31年、32年鬼荒年,蝗灾、水灾、瘟疫、兵灾、匪灾,河北、山东、河南一带连年荒旱,五谷不收,加上日本鬼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杂牌军四处搜刮,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

    部队要打仗,人员要吃饭,征集粮饷就成了最头疼的事了。

    打个牙祭

    539团千把号人,每天要消耗许多粮食。当官的要海吃海喝,自然要克扣士兵的军饷,哪还管当兵的死活哩。

    当兵的每天清汤寡水过日子,箩卜白菜凑合着过,有时连箩卜白菜也不够吃,没有一点油水,更不要说吃肉了,仨两月都不见腥味儿是很正常的事。

    吃饭时,要等当官的来以后,才能开饭。

    “穷当兵的,富当官的”,这是国民党部队的现实。每个连队,排长是管发军饷的。他要是看谁不顺眼时,谁就要倒大霉了。他一旦瞄上了谁,谁就要挨饿受气了。

    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挨打受气是家常便饭。

    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人生第一堂课,那就是怎么吃饭。

    吃饭的规矩很多。排长要坐在主位子;排长坐下来,开始吃饭以后,当兵的才能动筷子;吃饭吃菜,拣到什么是什么,不能挑食;不能站起来吃饭菜;只能在离自己近的一边操菜,不能往远处操菜;吃饭时要坐直挺胸;不能爬在桌子上吃;吃饭前要洗手;端碗要有两拳头高;吃饭时嘴里不能发出“叭叽叭叽”的响声;吃完饭,排长不离凳子,其他人谁也不能起身......规矩多了去了。

    谁要是不长眼色,先动了筷子,或者乱把拉菜、挑肥拣瘦,不管犯了哪一条,就是犯了当官的哩忌讳。

    排长心情好的时候,就会下令把谁撵出去,让他头上顶着一个洗脸盆,盆里盛满水,跪在门外反省,并且被罚的人要面对着房里,看着别人吃饭,而且头上顶的盆里的水不能溅出来。

    排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让人对他拳打脚踢,用皮带打,用枪托捧。对这个体罚,当官的还美其名,说是“让他学学规矩,学会怎么做人”。

    等到了其他人吃完以后,被罚的人还要来收拾碗筷,洗碗、洗锅、扫地,打扫厨房卫生。弄的不好,还要罚在院子里跑步,不大汗淋漓不让停止。

    所以,填饱肚子,成为当时当兵的哩头等大事。

    当兵的有事没事,就会讨好排长,“排长,好长时间没有油水、没见腥了,打个牙祭?”

    排长只要心情好,就会答应,“行,喊几个人,一块打牙祭。”

    打牙祭,现在已经基本没有这种说法。以前,每逢初一、十五,人们要端着大块大块的肉,对死去的祖宗进行祭祀。第二天,人们再把撤下来的肉,加上葱、姜、蒜回锅,全家人男女老少大口吃肉,对半个月来没有沾腥的牙齿犒劳、奖赏一下。时间长了,打牙祭便成了吃肉的代名词。打牙祭,在部队里其实就是弄一顿好吃的,改善一下伙食。

    打牙祭,一般是在兵营驻地的附近。象朱村、李封、王封村等,稍远一点的就是干戈掌、王庄村等。

    “人有薄厚,饭有稀稠”。平常看不顺眼的人,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会喊你。通常是平时关系不错的七八十来个人,在排长的带领下,快到晌午时候,找到一个村子,先询问村子的保长是谁,家在哪里,然后直奔保长家。

    “老总,有啥事?你支一声。” 凡是保长,说的话都是刀切的豆腐------两面光,不显山、不露水,态度都很和气。

    因为他心里清楚的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对当兵的,他根本惹不起。弄不好,得罪了人,轻的是打人伤人,严重的还会闹出人命。所以,保长也很知趣。

    排长第一句话往往是,“我们刚刚打日本人回来,你们赶紧准备吃的,犒劳一下”,或者是“我们准备在你们村子驻扎一段时间,先安排伙食”,或者是“我们准备在你们村里带几个兵走” ,最后才是“其它的,一会儿再细说”。

    保长,一般都是村子里见多识广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话突噜噜圆,左右逢源,啥人啥打法,说话圆全,很会见风使舵。一看当兵的拿的架势,就知道是干啥的,巴不得这些瘟神赶紧走,只能是委曲求全,先打发了再说。

    也没有啥好东西,最多也就是一些红薯、山药、玉米面馒头啥的。不管是啥东西,总是比在兵营里的白菜、箩卜要强了许多。

    排长领着一帮子人,先是想个油头(理由)把保长支出门外,接着就是狼吞虎咽一番,把肚子填饱,最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领着人翻箱倒柜。见到啥值钱的就拿,能带的就带,能装的就装。

    这个时候,保长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心里有数,不管是啥值钱的东西,要么是他根本就没有,要么是他早就藏起来了。

    等到这帮子人折腾够了,保长就会慢悠悠地走过来,“老总,还有啥吩咐?”

    “滚吧,没事啦。我们走!”

    “自古兵匪是一家”。539团骚扰老百姓,是常有的事儿。

    直到有一天,团里来一个副团长,情况才有所改变。

    部队拉歌

    这个副团长姓陈,叫啥名字,现在忘记了。

    只记得他个头不高,长的文文弱弱,挺斯文的。对谁都客客气气,迎来送往,都是笑脸,从来都不摆官架子。

    陈副团长上任以后,就一改以前的部队作风。他每天都象个小磨一样,忙个不停。

    先是命令全团每天按时出操训练,站军姿,跑操,刺杀,投手榴弹, 样样都抓。然后,每个人轮流诉说家史,特别是日本人侵占家乡以后老百姓遭受苦难的事儿,他十分上心。再后来,就开始让部队唱歌。

    部队上各地方的人都有,他让每一个人用家乡小调把自己触感最深的东西唱出来,不会的就学唱别人的歌,然后让大家一起合唱、对着拉歌。

    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山西籍的当兵的,唱的是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警备队(皇协军)的当官的,后来这个当官的被抗日部队打死了。这个年轻寡妇给丈夫送殡,想想自己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满心郁闷,就埋怨丈夫不该早死。她唱的词是:

    “想当年,一心想嫁个背大枪(当兵的),搁心里一想,不如嫁一个官长。吃的香,穿的光,走在大街也风光。

    现如今,你暴死野外,周边凄凉。

    哭声天,天不应声。叫声地,地不吭气。为妻的,泪流鬓旁。

    哭一声,我的小女婿:只说你是松柏树,冬夏长青。却不知,你是个杨柳树,一时光景。

    谁叫你上六陵(山西地名),当个警备队。帮着日本,祸害乡亲。......”

    每当这首民歌在部队唱起的时候,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是泪流满面。

    二十九军建军开始的时候,(前任老长官)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了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各位将领的一致拥护,虽然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

    国仇家恨,涌上心头。539团的每一个官兵,此时此刻,心里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是亡国奴。

    这个阶段,539团抗日的士气达到了最高峰。

    陈副团长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已经把539团官兵的心,全部凝聚到了一块。

    长官冲突

    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为根据地,作垂死挣扎。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研究制订河南作战(中方称豫中会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 年春季起,先突破对方正面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郾城地区后,向西迂回,围歼第一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日寇发动进攻,首先选择郑州、洛阳两个城市,作为攻击的两个重点。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蒋鼎文,受命在东起灵宝西止洛阳一线与日军作战。蒋鼎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仅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里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军阀混战中以“飞将军”名震一时。

    而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的汤恩伯,早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为中心的半圆形周围。但是,汤恩伯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开始著名的“汤粮”。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

    最为关键是,大敌当前,由于蒋鼎文与汤恩伯“将帅不和”、互相争夺指挥权,导致河南省第一战区失利。

    但是,这一次会战,虽然失利,却大大牵扯了日军的兵力,焦作地区日军力量相对薄弱。

    在此之后,530团虽然与李封附近的日军打过几次仗,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翻起啥风浪。

    陈副团长却经常是天不明就出营,半夜三更才回来。

    有人说,人与太行山上的八路军经常往来,时常有联系。但是,没有一点证据。

    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这个陈副团长,真的与众不同。

    那一天晚上吃饭以后,我们听到团部有人在高声争吵。

    要是在平时,当兵的见到当官的,总是躲的远远的,实在不行、躲不过去的话,就正常毕恭毕敬地打个招呼。

    现在看见是团长和陈副团长两个人在吵架,大家都躲的远远的,在远处看热闹,谁也不敢上前拦架、劝和。

    在国民党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陈副团长却不信这一套。

    两个人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团长说,“没有上峰的命令,就是不能动一兵一卒!”

    陈副团长说,“团长,‘将在外,君命不所不授’。你没听说过么?”

    “我打死的人,比你见过的都多。用你小子来教我?”

    “那你咋不带队伍打(煤)矿上的日本人?”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日本人的情况,你知道个屁啊?”

    “去球吧。日本人都跑到郑州和洛阳打仗了!”

    “你小子是吃了豹子胆,敢对老子发号施令了?”

    “你是团长,我们不能向你请战啊?”

    “没有命令,战个屁!”

    “你白当这个团长了。日恁妈!你就是一个胆小鬼!”

    “去你妈的!拉出来看看。看谁是个胆小鬼!”

    ......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争吵声音也越来越大。整个军营都知道了。

    吵着吵着,熄灯号吹起来。

    值星官(值班长官)跑过来,把我们一个个都撵回宿舍。

    那一个晚上,兵营里每个人都躺在床上,回想着两个长官争吵的话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两个人说的都似乎在理,但是,别别扭扭的,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是说不出来。

    黑夜惊变

    那天之后,军营里好象比平时热闹起来。总有一些陌生人在兵营里进进出出。

    有的人和和气气,看着慈眉善目的,也有的人凶狠恶煞的,就象谁争(欠)了他几斗黑豆一样,老是黑着脸。

    团长和陈副团长争吵之后的十多天之后,(1945年)农历三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刚刚吹了熄灯号,当兵的刚躺下。就听见团部“呯呯呯”传来几声枪响。

    我们都赶紧起身,快速着装,操起家伙(枪)就往院子里跑。

    排长、连长都惊动了,也都跑过来。带着大家往团部门口冲。

    还没有到团部门口,就看见有一帮子人从里面走出来。

    陈副团长被绳捆索绑着,虽然尽力挣扎,但是被绑着,用不上劲,想喊话,嘴也被堵上了。后面,跟着他的几个亲信随从人员。有几个人脸上还流着鲜血。

    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站在团部大门口,大声叫着,“奉上峰口谕,现将共党分子陈某某缉拿归案。无关人等,一律退下。”

    围观的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惊呆了。

    见众人都站在原地不动,那个长官拔出手枪,朝天上“呯呯”开了两枪,“让开!让开!都让开!凡有阻挠者,一律按同案犯论处,就地枪决!”

    人们都不自觉地往后面退去,中间留下一条过道。

    抓人的,被抓的,上了几辆卡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七点多钟,紧急集合,部队开拔,一起上了火车。经新乡火车站,上午就到了开封。

    在路上,听人们议论说,陈副团长是共产党,太行山八路军及早派他来539团,就是做策反的,目的就是想把这支部队带到山上,与八路军一起打鬼子。不想,秘密泄露,走了风声才被抓的。抓他们的,是军统的人,谁也惹不起,连团长都没有办法。昨天晚上,除了陈副团长,还有平时与他合厚(关系不错)的几个营长、营副也被人带走了。

    他们几个人被带走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到底是生是死,很难说,谁也说不准。

    上午一点十分,在开封机场,我们被逼迫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

    每个飞机乘坐47个人,大家都怀着郁闷的心情,一路低头无语,都在想着在焦作李封呆的三个多月的经历,特别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更为惊愕的是,我们刚下飞机,还没有站稳,539团的人马就被五马分尸了。连以上编制全被打破,最多是整排建制保留,人员被分割到各个部队,重新整编。

    为什么不在焦作附近,对日本鬼子开展大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不能与太行山八路军联合对日本鬼子进攻?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几百里地之外的大西北与共产党八路军对着干?

    在焦作北部的太行山区,涉世太浅的我错过了投入共产党八路军的一次良好机会,却带着满腹狐疑,带着被胁迫改为“赵景地”的屈辱,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我成为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530团的一名士兵,踏上了充满硝烟的西北战场。

    若干年以后,我才真正知道,这一年仅仅是我在国民党军队四年噩梦般生活的开始。

                              201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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