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门看到下雪了，白白的一层盖住地面。路上车辆行人小心翼翼。昨日开班，我自昨日又浏览一眼网络，发现世界依然热火朝天的。昨天上班无事，上午无非串屋拜年，我缩在办公室哪也没去；晚上单位聚餐，本不想去，黄说，去坐坐何妨，就去了，没想到和几个年轻女孩们坐一起，大家嘻嘻哈哈的，竟然很开心。
今天早上，收到今年第一期《星火 中短篇小说》样刊，有我的《乡风》。很高兴，知道当前纸媒渐衰，但首次在一份像样的纯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虽稿费无几，摸索着这铅字印刷，还是有平淡的满足感。若父亲在世，必定会为我高兴。《乡风》写于很多年以前了，以祖母为原型，不写小说的人大概总易于将作品与生活对号，其实作品与生活千丝万缕，却又是一种全新的创造组合，为着主题表达的目的。比如《乡风》，小说里张老太太亡故了，但我写的时候祖母还健在，她是于我写完七年后，享年95岁才去世的。
那时还单身，在一间简陋的职工宿舍里，歇班其他三个女孩子都回家，只我一个人在灯下熬夜。那种单纯的枯寂和快乐，现在想去真是遥远了。写作的快乐——即使是写孤独和伤痛，也是快乐——伴随多年，而现在已经写不出东西了。自知愚钝，那时写的也未必像样，于今只有更坏，这个年已过，身届不惑，年岁令人迟钝变质，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看着粗糙的不像，那就干脆不写吧，只记录琐碎的点滴。
外面在下雪。年前二姐夫没了，我们是同辈，只去辞灵和拜祭。熟人的亡故徒然令人顿生无常之感，虚无的念头压下又起来。半月间终日所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网络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应该仅在于信息的传递，工作效率的提升，其他均是闲人的消遣和扯淡。而虚拟的人格，无论他者还是自身，更是一种应予警惕的东西，它近乎一种道德的绑架和审美，一种打扮，一种自我和他人的理想化人格的精神消费。而当前的网络又无门槛，玩网无底线，滋生的无非是是非。如果一个人在现实时间里，行动中，多有想及网络的人事，则无非是另一种病态，而我作为自己多年的心理医生，已帮助自己逐渐改变和脱离这种状态。
某一天午夜醒来，又清晰浮出这种意识，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就这一句话，一种意识，翻天覆地的汹涌到来。黑夜中起来，开灯，书也不想看，只觉得暖气烤的空气干燥，呼吸器官不舒服，于是去拖地，湿毛巾放在暖气片上。次日，早饭，诉及午夜的彷徨，还没说完自己先觉得仿佛一个笑话。结果是，黄和凯凯均抱怨道：早听见你拖地声，我们也醒了好久才睡着，没搭理你而已。笑，觉到生活的喜剧性。一个悲剧性的哲学问题，发生在生活中，引起的却是可笑的结果。
生活之树长青，也就在这里。生命之树常死，每一个认识的人都可能会于某一天忽然死去，消失，而生活之树常青。年前吊丧之余，便没有再上班，在家里先是清扫，擦亮每一片玻璃窗，累的腰痛；再去附近的村庄赶年集，购买杜鹃花仙客来金鱼和红福字还有鞭炮，打理清晰辄回婆婆老家过年。那里雪大，路上难行，屋里火炉烘烘依然觉得冷。春晚故意错过没看，年夜与黄的父老兄弟还有妯娌孩童等聚餐后即睡。但村里晚上有很好的星光，偶到户外，举头看繁星满天，没有高楼遮挡视线，视野开阔，每一颗星星都格外大，格外明，漫天分布，晶亮璀璨，疏密生辉。那种星天，真是引人遐想。故小记之。
年后回寿光，看望母亲，兄姊团聚，喧嚷一日。此后闭门不出，黄屡次提议，要去某处串门，我说你和凯凯去吧，我自己在家里。没日没夜的看了一摞书，或细读或粗翻，终于更加消沉颓废，终觉书是生命的点缀，而非生命是书的点缀，于是早上早起，外出跑步，人始振作，这振作至少可以支持一天。黄昏和凯凯抱了篮球，到现代中学的球场胡乱投篮，假期校园静谧，运动的人不多。但运动令人振作快乐。
又想，一直羡慕隐居者的生活，如晚年的哈代还有张爱玲，《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但那是有杰出心灵和统一的稳固人格者，如我庸庸辈则不能够，才这一个假期不出户，身边尚且有老黄和凯凯，已经颓废沉郁，别说孤寂一人多年之下，难保不发生心理的变异。庸人就是庸人，而很多想往中完美的生存方式，并不是我这样天资平庸的人能够处得来的。
想起以前看到一个叫丁巴达吉的网友一句话：佛祖顿悟了之后怎样？这真是一个无比深刻的提问。其实每个人都有顿悟的时刻，大多数的人也都有终于向善的一刻，而我们顿悟，消极，振作，却都是片段，很快又成为过去，从新到来的却是生活，只要生命还没有终结，生活之树常青。那么佛祖呢？据我所知，佛祖在菩提树下顿悟之后，他便开始传道，有了追随者，而丁先生的问题提得再严肃不过：对于佛祖来说，顿悟了之后怎样？是永远、一直到死处于那种澄明的顿悟状态，还是一直刻意的重复那种顿悟所得？会不会也像我等凡人，在顿悟之后还会有新的问题，新的状态，哪怕是交替出现的状态？他之所以是佛祖，就不会陷入新的困惑吗？
但无论如何，生活之树长青，直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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