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奇缘只笔亲

生有奇缘只笔亲

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写点生活札记，节假日也不例外。我总是随兴而写，长短不拘，反正写得出时就写，写不出时便看看书，或同某个人聊聊天。

不知不觉间，又有了那些写作理论上所说的“灵感”，就又写起来，宛如齐白石先生当年书写条幅那样，力求不让一日闲过。这是当年我在红土村插队时养成的一种应对寂寞的习惯。

后来，在调丰知青场和潭娘守水库时，因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已略有改善，知青朋友知道我喜欢写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便纷纷给我提供纸笔、墨水、足够点灯的柴油，我也就写得更勤。

这些生活札记一般都写在不同的笔记簿上，大大小小不下百本，如今依然默默地挤在书橱里，我却很少去翻它。

我所写生活札记中，比较详细的自然是我插队的红土村。

红土村邻近前进农场的一个连队，当地人叫它九斗场。村与场相距至多两里地。如果不是隔着一条为运送甘蔗而修的简易公路，那可被耕作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

那时候，国营前进农场被冠以很显赫的名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8师17团。名称再显赫，那些兵团战士也同我们下乡知青一样，统统修地球的干活。

红土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人口包括我们6个知青，尚不足百人。在当地，可说是势单力薄，常受外村大姓欺负。

有一次，因为排灌问题，不知怎么就招惹了大村的人，一个大村的后生，竟如关云长单刀赴会般，独闯红土村，擅入田耕管理员宝叔家，骂骂咧咧，撸袖挥拳，想殴打宝叔。

幸好宝叔身材魅梧，当过兵，腾挪躲闪，甚为灵活，那后生无法近身。加之宝叔那三间茅屋邻近水塘，村民正在塘边的大榕树下歇晌，惊惊惶惶的宝婶还懂得大喊一声，人们纷纷操家伙赶来，那后生怕吃眼前亏，才骂骂咧咧离去。

俗话说，细村鸡，去到大村不敢啼。要是红土村那个后生，敢这样闯入大村，非被人家揍扁不可。可那大村的后生，闯入红土村闹腾这么久，竟能扬长而去。去也就去了，红土村再粗野蛮横的后生，也不敢追他。

国也好，村也好，凡有人类的地方，总会有利益冲突，有矛盾与争斗，弱肉强食，自古皆然。当时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曾作过这方面的札记。

九斗场的知青真多，男男女女足有一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自广州的知青。大都市的人，那容颜，那气质，与小地方的人就是不一样。

生有奇缘只笔亲

平日劳作，彼此隔路相望。你瞧我一眼，我望你一眼。你过我们这边抽口大碌竹，我过你那边舀碗开水喝。一来两去，日子一长，大家竟熟悉起来。

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一种乡土情结，家乡观念使然。那些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或谋求发展的中国人，统称华侨。既然都是中国人，同脉同根，抱团而居，以御外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于情于理，都该当如此。如美国就有著名的唐人街。

知青呢，同时代人，又都是年轻人，便有一种青春情结，彼此来往，广交朋友，也是十分自然，极为愉快的事。

我在红土村生活期间，就和九斗场十余个广州来的男女知青交往密切。他们中既有连队副职干部，也有代课老师、赤脚医生，当然大多为农工，即光荣的兵团战士。

我人穷，但志不短，拥有两木箱共98本文学著作，多数为文学名著，可说是精神富有者。

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放出风声，要收缴旧书。我曾将这些书从木箱取出，置于两个大谷缸里，上面放些稻谷或薯丝干，以掩人耳目。

幸好红土村僻远，离大队五六公里，离公社廿余公里，村民亦懂珍惜字纸，没有谁会多事邀功，谬然到上面举报。

如此一来，反而益了那些广州知青。他们与我来往多了，自然知道我那不起眼的两个木箱中，藏着轻易不肯示人的宝贝。

农场知青的生活待遇比我们插队知青要好得多。他们每月有23元工资，月月不缺，我们每月7元钱的生活补贴和粮油供应，仅仅发了半年，就被取消了。我就得自力更生，自食其为，找米下锅。

他们早餐有包子吃，我只能吃薯丝粥。他们星期天加菜，吃鱼吃肉，我只能吃萝卜青菜，甚至船仓水鱼露。

农场养猪养牛多，每到法定节日，每人可分几斤猪牛肉。明知不公平，你到哪里讨说法去？我读书之人素来胆小，只能逆来顺受，默然看他们吃，看他们吹拉弹唱，快快乐乐。

可他们吃饱了也不安生，竟向我发起了进攻。大哥大哥地叫还不足算，早上出工，竟有人带几个包子来给我。

星期天连队加菜，竟有人借了事务长的单车，冒着烈日送一份来给我。

节日分了猪肉或牛肉，他们象凑份子喝喜酒似的，你出一团，他出一块，凑起来送给我，比他们自己那一份还多。犹如戽塘捉鱼，打横的反比正份的还多。让村民羡煞，说你的知青朋友这么好呀？

我生活条件差，无以为报，心甚不安。只能在花生、芝麻的收获季节，叫我那心灵手巧，善做小吃的岳母，为他们做点花生芝麻糖，给他们送去。或者收获番公薯、潮州芋时，送点去给他们煲糖水。

恶劣的生活环境，不但磨砺了人的意志，还教会人许多谋生的技能。我在红土村时，就是个捕蛙能手。

1972年春，春水初发那夜，我捕的青蛙除送去供销社收购了27斤外（供销社专挑蛙公，价格虽低，但每斤奖化肥若干，可作自留地的肥料），被挑剩的部份，我踩单车送去湛江新村市场卖，所得刚好让我在市新华书店买到刚允许出版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一本《红岩》。

这种捕蛙的方法挺好用，只是现在讲究保护野生动物，我不能告诉你。

广州人叫青蛙为田鸡，他们最钟意吃，连母指般大小的都不放过。有时我捕了青蛙，也就送去九斗场给他们煲粥。

其实，他们岂图我这么点吃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是冲我那两箱书来的。

都说日久生情，十余个广州知青和一个廉江知青，来来往往，竟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已朋友。

那两箱书，他们自然如探囊取物，随意取阅了。曾听人说大都市的人鬼精鬼精的，不肖与小地方的人为伍，更别说交朋友了。但从我的生活经验看，并非如此。人当以性格、涵养分，而不是以地域、语言分的。

虽然他们中，有人不慎，弄丢了我一册《西游记》，我甚为不爽，但始终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

他们中一个漂亮的女知青，文静得象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那美貌，那气质，不怕你笑话，我20岁之前真的没见过。

她叫静仪，名如其人。我们1969年夏初认识，她是来借书还书最勤快的一个，连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有人冲击一家中学，学校图书和老师的个人用书悉数散失时，我用中学数理化课本从供销社包豆豉的故纸堆中，换得的一本大学文科讲仪，即《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从唐始至近代，纸质非常粗劣，她都借去翻阅，摘抄，听她说，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笔记簿。

你别笑，我现在才敢说，在的确凉衬衣最盛行时，她还送过我一件。至于送我上海英雄钢笔，笔记簿，信纸信封，邮票，更是常有的事。

1972年春，在有意或无意中，她看了我的一本生活札记，竟然“诗兴”大发，忍不住在最末两页写下了她的《有感》。那时我亦年轻，记忆力比较强，记得那内容大致是：

1972年,春晚。手捧札记，一气念之，索味不已，即兴挥笔，水平有限，赠蹩脚诗数首，请指教。

其一

十年寒窗苦，

睁眼乃白痴。

徒劳而无功，

心胸无大志。

其二

忽读汝札记，

才识有珍珠。

发愤座右铭，

定你凌云志。

其三

精神甚可嘉，

坚持天天记。

不学便无术，

勤学有真知。

其四

道路虽崎岖，

不妨用心钻。

我本学习你，

发愤心铭记。

现在凭记忆将这“简书”写下来，看上去很平淡。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中，一个十九岁的女知青能给一个廿三岁的男知青发这样的“简信”，还是有点意思的，以她诚挚的心去赞许我，勉励我，她既需要勇气，也必有一点文化功底。对执笔独彷徨的我，无疑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鼓舞。

以文字为媒介，我们后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书来信往，成了无所不谈的笔友。当然，那已是我调回椹城工作，她也已经考上了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