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报到是在八月下旬的三天。破天荒地父母两个人送我上学，这可是我打幼儿园起未享受过的待遇。我还记得幼儿园入学是大姐送我去并办的手续（那时也没什么手续），大姐大我六岁，当时也还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一年级是母亲送我去的，进行到分班，班主任带我们进了班级，母亲也就回去了。从小学到第一次初中毕业，一共开过四次家长会，都是母亲参加，她说她喜欢给我开家长会，因为座次是按考试成绩排，每次她不坐第一位就坐第二位。重读也是母亲来送我，办理入学手续。而这一次上高中，我好似受到万千宠爱，两个人一起来送。虽说年龄越大越成熟也就越不在意这些，可心中还是难抑雀跃。
我们先坐车来到佳木斯，一起来的还有九姑。从九姑和母亲聊天中得知，父亲是在她的逼迫下才来的，因为她觉得我的求学历程父亲参与过少，不够尽责。九姑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要给我买一身衣服，虽说爸妈也会给我买，但终究怕他们太过节省。
父亲大半辈子没怎么碰过钱，一来是没什么稳定工作，没赚什么钱；二来他对钱没概念，也不善于使用钱，钱到他手中基本用于三件事：赌博、喝酒和打鱼。于是从母亲做生意那时起，就不敢让父亲管钱。再到跟九姑开厂，由于父亲的散漫、不尽心，本来合伙的买卖慢慢变了性质-父亲由股东变成了打工者，九姑成了唯一股东，她每年给父亲开两万块钱工资。即便这样，用于我上学的钱九姑也是直接给到我手上，不敢交由父亲，如果给到他手上极有可能被他截流一笔挪作他用。我还记得重读的下学期开学前，九姑来电让我去她家取学费和生活费，出门前父亲拦下我，让我按他的说词多要一千五百块钱，然后把多要来的钱交给他。
九姑让我挑我喜欢的店买衣服，我自打上小学以来也没怎么买过新衣，穿的基本都是亲哥、堂哥、表哥淘汰下来的“二手”衣服，此刻看到街上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品牌店，觉得眼花缭乱，没头苍蝇一般。后来在一家叫“生活几何”的店里买了一件卡其色的外套，又在其它几家店买了衬衫、裤子、毛衣、运动鞋，装了半行李箱。我从没一次买过这么多新衣。
购物到一半，父亲不见了，母亲说“不用找，指定又去花鸟鱼市看网具去了。”购物结束，我们三人去一家朝鲜冷面店吃饭，这是母亲选的地方，他说在这多坐一会就能碰到父亲，果不其然，我们一进店就看见了父亲在离门口不远的桌上吃面。再问父亲刚刚的去向，果然是看网具去了。母亲料事如神。
吃过饭，父母和我去火车站，九姑和父亲再三确认，直到父亲承诺会把我一直送到学校并安顿好，她才放心回去。我们三人则买票、候车。这种市县的短途火车是不卖座票的，所有人的票面上都显示“无座”，于是一旦开始登车，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抢着上车占座位。人放进了站台，列车员偏偏又不开车门。于是大家就找开着的车窗，钻的钻，爬的爬，抢先爬进车厢抢座位。绿皮火车的车窗是上下滑动，最大半开，所以想钻进去，对身材的要求很高。我本不大想干这事，总觉得不太体面。可一见众人蜂拥而上，再慢一步恐怕连窗户都靠不上，片刻时间也容不得多想，于是卸下背包交给父亲，随着奔跑的大部队冲向火车，瞄准一个还没有人的窗户，窜了上去。那车窗还是很高，光靠自己是很难爬进去，何况那金属窗沿棱角硌得很。父亲在外面连抱带托举，我使出浑身解数连钻带爬，感觉从锁骨到肚子都硌得生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钻了进去。搂起衣服一看，前胸红了一大片，放下再一看，新买的衬衫刮掉三个扣子，好心疼。
两个小时车程，还是那熟悉的七八个小站。下了火车，再坐上一元一位的“招手停”（县里的公交车，没有线路，随处上下车），二十几分钟，到了樟南一中。
大榜就张贴在教学楼一楼大厅的墙壁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伴着昏暗的光线，从密密麻麻几百个名字当中找到我的名字-我被分到了七班，我是七班的第二个名字，可看上去我应该是第五个名字，第一、三、四个名字被涂黑了。也不知是谁，写榜单这么严肃的事情竟然这般粗心。
缴费，领备品、寝室钥匙、校服、军训服...几件事办得差不多了，便拿着东西去寻寝室。寝室楼在校园南侧，与教学楼中间隔着操场和篮球场。寝室楼再往南又是一个大操场，再南面便是围墙，围墙外是农田。寝室楼一样坐北朝南，靠北侧是走廊，南侧是一间间长条形的宿舍。二零八，二楼上去第八个房间，还算好找。寝室是八人间，四张上下铺钢架板床，床铺东西两排对称排开，一律靠北，南侧还余出三米左右空间，还算宽敞。我是这屋第一个报到的。父母帮我收拾好床铺，放置好备品，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折腾一天他们已是面露疲惫。
休息片刻，出校门找了家小店简单吃了晚饭，天已经黑下来。饭后又逛了校门口的杂货店，母亲给我买了些毛巾、香皂一类的生活用品。来往樟南和佳木斯的火车、汽车这个点已经都停运了，他们今晚就在我的宿舍将就一下，好在宿舍就我一个人报到，他们住下也不会叨扰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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