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红华
“端午放假，什么时候回来？粽子焐好了，红包也准备了。”电话那头，母亲嘿嘿地笑着。
“你妈又要发红包了，快点回来。”又听见父亲在一旁凑过来的声音。去年端午，母亲破天荒地给我们发红包，算是对我们每个周末去看望的额外奖励。
那一日正午时分，新居院子里，恍若西晒太阳，出奇的烈。我放下碗筷，走到家门口篱笆边，看菜蔬生长的样态。每次回来，我都会光顾这里。
每一季，这里都忙，都亮。长弯弯的一垄地，平常的草木灰、螺壳灰，就是精良的基肥。泥土里蓬勃的是生命，竹竿上牵着的是原生态果蔬。眼前，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等，都已挂花挂果。
我站了一会儿，汗很快就贴着衣衫了。
这时，站在走廊上的媳妇，朝我举了举手中红包似的东西。母亲则加快了几步，朝我这边走过来。那么刺眼的阳光，她待在屋里才好，不久前，母亲刚做了白内障手术。
“大送小，也给你个，媳妇多点，你少点，好西西的。”母亲手里果然是个红包，一捏还挺厚。农村里是小送大的，这我从小就知道。母亲人好人善，干女儿多，小时候，一到端午节，就有不少上门客人，母亲总是准备些粽子、鸡蛋回礼。大送小，是家乡小镇上端午的习俗。
“嘎大的人了，还收红包，难为情的。”母亲如此大方，着实让我吃惊，我不好意思，又不知所措。
“哦呵呵，拿牢，好西西的。” 母亲硬塞过来，“拿牢，你们用钱的地方多。”我接是接住了，心里犯嘀咕，好似母亲在讨好我们，她不是一个喜欢制造惊喜的人，但她显然活出了滋味，也活出了境界，这让我十分惊喜。母亲心里装着我们，每时每刻都想我们好，这份骨子里的爱，我们始终要懂得。
我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抚着母亲的肩，跟着母亲。“菜都好摘了，茄子、豆角一碗有的。”母亲指了指菜地。
“我摘根黄瓜给你吃，小根的，生的吃起来脆。”母亲进了菜地，俯身去摘，也不管地间有多闷。
“不要摘，下午摘苦的。”正在做竹凳的父亲叫起来。
“摘了吃吃看，去那边洗洗。”母亲递过两根黄瓜，她可不管这么多呢。
三下两除二，自来水里一冲，齐刷刷抹去粉刺刺的毛尖头，朝一头大口咬去，果然有点苦的。
“你换个头吃吃看。”母亲提醒我。另一头真不苦的，脆生生的，爽口。
边上的木头架子，晒着什么东西，满满当当一竹编，我就问母亲。母亲说：“臭草，寒的，苦的，晒干了，泡水喝，清热解毒，六月天当茶泡了喝，好的。”
“今年杨梅生了，大年。”顺着母亲的话走，那株矮阔的杨梅就在水池边，青青的果子挂满了树。“再过个半个来月，好吃了。小是小个点，味道蛮鲜的。”
“粽子装好了，三个串着的是豆沙粽，其他是肉粽，你们欢喜吃辣的，我放了点辣。”母亲和我们说着话，那些话，亲切，熟悉，里面藏不住心事，又好像什么心事也没有。但我知道，她的心事，一个一个字，是从灶间用火苗烘出来的，是从猪油锅巴里抹出来的，是和着思念揉出来的，是那么的平和。而平和，往往最有力量。
我抚着母亲的肩，往山边走。父亲在做他的老本行，扳竹靠椅。两张宽大威武的竹椅已是成品，我坐了上去，感觉踏实又凉快。
“靠硬的，老头子，这个质量是好。”我表扬他，老头子笑了，嘴里咬着的烟掉到了地上。母亲也笑了，说，质量是好的。
我递支烟过去，叫老头子歇会儿。
“中午喝了一小杯，这点生活做做好，再打个瞌睡，”父亲说，“帮我茶杯拿下过来，口干了。”
我和女人都往屋里走，母亲却说，“你们还晓得在哪里啊，我来拿。”
就这样听母亲说说话，与父亲聊聊天。我只管听，或者答。我已经习惯了顺从，谁说孝顺不是从顺从开始的呢？所有的日子，是一个日子。就是在当下，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特别平常，又特别好。仿佛山野寂静，晨曦与晚霞轻声地说话，又无言地握别。又恰似村口的小河，每日没夜，静静地流淌着。
有句话说得对，“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有，一定是孝顺父母。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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