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夕渔樵话，千古是非心。施施然溯流而上，回望历史，多少繁华落尽、壮志成空，多少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皓首穷尽、碧血丹心。千年来，儒家的潜移默化，铸就了他们的人格，铁肩担道义，甘为天下先，洒尽一腔热血，穷尽一生心志，，只为这“天下”二字。儒家的心怀天下，赋予了他们坚定的信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这是那些坚毅、血性的文人用生命铸就的一曲悲歌。
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传承千年的文化中，难道那些薪火相传的文人就是这般无用么？我想不是，这样的文人不过是些在名利之下未得道的门外汉罢了。真正的文人骨子里透着一股执拗的浩然正气，他们有着一腔热血，敢为天下人所不敢为；有着豪情壮志，视天下为己任；有着满腹才华，一计可安天下，这才是中国千年来真正的文人，他们有着和征战沙场的将士一样的血性和激情。而在乱世之中，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执着。所谓英雄，不一定是挥师百万的将军，不一定是仗剑天下的侠士，或许只是将天下置于掌中的士子，不要说他们是权臣、是乱臣，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他们的强权和专制下带给百姓那短暂的相对安定。
有人说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是的，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能无视那些曾经存在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能抹煞西方诸强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的事实。但是，除了屈辱，难道这百年的混乱就没有一些别的东西了吗？我想不是，晚清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作为传承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传承者，晚清的士子一次次用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感动了我。
一、曾国藩——儒家文化的卫道者
曾国藩是从太平天国中成长起来的，他创建了湘军，而湘军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曾国藩。无可否认，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小小京官，而在此之后，他一跃成为能左右晚清朝局的重臣，其中艰辛自不必说。
有人说他是刽子手，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的鲜血，这的确是事实，我不想否认，也无法否认，只是，在这其中是否还有一些被人们忽略的东西？在殷殷献血的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们又怎能只因这鲜血的刺目，就漠视一个人的信念和坚守，轻易将他定罪？
太平天国之前，早已有了白莲教的前鉴，越来越多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当地土著与外迁客户，康乾盛世的余辉之下，各种矛盾早已狂潮暗涌。只需要一个契机，百姓的反抗就在所难免，太平天国的爆发不过是顺应时势。然而太平天国与以往的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又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的农民起义，它带着西方的的色彩，它以拜上帝教这样一个宗教的名义组织起来，这不仅仅是对一个王朝的背叛，更是对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公然挑衅！而此时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他又该对此作出如何反应呢？作为一个臣子，他要精忠报国，为朝廷分忧，这是他作为臣子的本分；作为一个士子，他要维护儒家文化，铲除这个带着点洋气的异类，这是他身为士子的责任，无论从哪一个身份出发，他都无法容忍这样的一个存在！他和他们之间势必要一决生死，这是无可避免的！特别是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彻底摒弃，无疑将天下士子推到敌对面。曾国藩的湘军汇集了那么多的智谋之士，这其中绝对有维护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内，而不仅止是曾国藩的个人魅力。在此太平天国无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士子们在朝廷腐朽无能的情况下，并不是都对农民起义怀着浓浓的仇视，甚至他们会为了天下苍生投身起义以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还百姓一个太平。但在儒家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们，对儒家文化有着一种出自本能的守护，太平天国的举动无疑引起了他们的普遍愤怒。众多的文人聚集在曾国藩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握惯了书卷的手也执起马缰奔赴沙场，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中国历史上不缺乏儒将，而像湘军这样以文人统率三军，大面积的儒将却是极为罕见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军入关，大明灭亡后，八旗的铁骑在温柔似水的江南遭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抵抗，而这些抵抗势力中的领导人物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葬在西子湖畔的张煌言所带给我的震撼。当外族入侵时，当汉族文化面临被颠覆的困境时，他们挺身而出不惜性命，我相信这绝不是对一个王朝的愚忠，这是他们守护自己的文化，守卫自己精神家园的执着，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忠诚。他们的行为是一种信仰遭到破坏的极端愤怒和拼死抵御，曾国藩也不过是其中一员而已，如此而已。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与其说是清王朝和农民起义者之间的战争，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本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的战争。
从太平天国本身而言，它真的就能给百姓带来太平吗？只怕未必，起义之初，或许他们还有着为苍生计的远志，而在定都天京之后，在权势财富的诱惑下，太平天国高层的腐败与清王朝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清帝和朝中重臣自幼受礼教熏陶，无论如何即便只是在表面上他们也还记着自己对天下苍生有一份责任。而一个落第的举人，一个因愤恨而起事的洪秀全，在拥有了之高的权力之后，只怕早忘了身在上位者对苍生百姓还有一份责任，更何况他本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的见识胸襟远不如其手下的几个王爷，这样一个人如何能指望他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太平？
作为存在于清王朝正规体制之外的湘军，其创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个转折，从这一刻起，我们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士子不安于现状，开始寻求强国之路，或许他们还有些保守，或许他们做得并不彻底，但这毕竟是晚清改制的开端。作为一个独立于固有体制之外的存在，湘军的创建遭遇了重重困难，它公然否定了绿营兵制，建立了颇具文人特色的湘军兵制，而作为湘军主要军饷来源的“厘金”更是对旧有税制的改革，从而也有了对“农本商末”思想的置疑。
以私人招募将领，再由将领招募士兵，以文人统率武将，向商人征税以充军饷，购洋枪以提高战斗力，凡此种种皆是一种的新的体制，是对旧有体制的置疑和否认，改制自此而始。而私募军队，自筹军饷更是逐步剥夺了兵部和户部的职权，进而架空六部，形成外重内轻的权力布局。自曾国藩始，督抚可以议政，甚至左右朝廷的决议，朝堂之上再不是天家一言以定之。正因为督抚的权重，特别是汉族督抚的大量起用，使处在江湖之远的督抚能够放眼天下，能够大胆思变，更让他们拥有让朝廷妥协的筹码，他们的广见和集军政于一体的权力让变革成为可能，并且付诸行动。
虽然如此，我仍然记得曾国藩手上的血腥。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将士，还是湘军的将士都只是从深山里走出来的朴实山民，他们为着自己并不明白的两个政权和两种文化之间的战争，遗失了自己的生命，最终换来了曾国藩的累累军功。
我并不想为曾国藩辩解什么，更不愿指责什么，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我只记得翻开泛黄的历史，看到一个为信仰而战的灵魂，不被朝廷认可，不被后人理解为着自己的信仰孤独奋战的灵魂。那样的寂寞，那样的坚毅，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真正的文人，他有才略、敢担当、有毅力，天下大乱他挺身而出，受尽挫折他百折不挠。无论如何他和他的湘军都是与众不同的，这样一支以传统文化凝聚起来的军队，除了对朝廷的维护，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坚守，对信仰的执着。
人无完人，对于生在那个时代的曾国藩，作为后人的我们不应该太过苛责。他不过是在坚守他的信仰，而在这场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错，他们为着各自的信仰而战，为着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环境而战，每个人都有着不得不战的理由，没有谁比谁更正义！
二、李鸿章——舍我身勇承担一力擎天
当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落下帷幕时，李鸿章已由曾国藩的幕僚成为江苏巡抚。短暂的京官生涯之后他投身军戎，建功立业，然而京官生涯的短暂让他在治学方面比起其师曾国藩逊色不少。李鸿章与传统的士子相比，务实无疑是他突出的优点，却也是一个潜在的隐患。他以做事为先，对传统的繁文缛节、陈规陋举颇不以为然，这已经是传统士子在思想上的一种转变，古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李鸿章显然不是温文尔雅鄙视阿堵物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看重实际利益的实干家，这未免让他显得有些浅薄，没有传统文人身上的那种大气。确实，李鸿章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大儒风范，与儒家的道德思想约束相比，他使用更直接的方法——利禄。他以利禄驱众，以致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与湘军的士为知己相比，淮军更多了一些利益关系牵扯其中。虽然在战斗力上，淮军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但在将领的自身修养上，淮军与湘军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也因为如此，为利禄而来的淮军高层难免就有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举动，而这些对洋务运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为救亡图存而兴的改革在执行者的贪婪下，光辉中更多了一些隐在幕后的丑陋。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不能忘记，洋务运动的另一个名字——同光新政。所谓新政者，以向西方学习为主，其内容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官制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活动为主。此时西方文化的输入是从物质层面文化开始的，以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实体为开端，继而翻译西书、办学堂、派留学生，从而逐步进入到制度层面，乃至引起更深层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的变化。这是一个开端，一个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开端，是一个穷极思变的起点，从此被朱程理学束缚已久的士子开始普遍地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开始放眼世界，这对于向来以“天国”自居的士子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也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转变。自古曲高和寡、知音难求，在鸦片战争后二十多年，希冀“师夷长技”的先贤们终于找到了知音，向西方学习终于得到朝廷的认可，虽然这个转变迟到了二十多年，但没有此时洋务运动物质层面上的改革，又怎会有戊戌变法制度层面上的变革？怎会有后来许许多多思想先进的有识之士致力于中国新的道路？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我们看到变革的艰辛，而顺利实施的洋务运动多被我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然，洋务运动终究是一次变革，它所受到的阻力绝不比戊戌变法少，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兴起者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以及把持中央的议政王奕訢，洋务运动或许也会落得和戊戌变法相同的结局，只看到结局的我们，将那些艰辛统统忽视。
李鸿章独主国事数十年，除却建立淮军、洋务运动、创办北洋海军，他的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另一件事应该是签订《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让李鸿章辛苦筹建二十年的北洋海军全部覆灭，后人很多人都认为北洋海军的失败是因为李鸿章下令避战，但是我们是否太过迷信北洋海军的实力呢？我仍然记得后人对三元里的抗英行为是何等的崇拜，甚至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战胜列强，那么在对待北洋海军的失败上，我们是否也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看待历史？李鸿章的下令避战已遭受了太多的非议，但我们可曾仔细地想过：他为什么下令避战？
“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这是《清史稿》中《李鸿章传》中的原话，北洋海军其实未必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风光，原定每年四百万的军费，李鸿章并不能如约拿到手中，而是“其后不能照拨”，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如何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财政并非李鸿章的职权所在，要想顺顺利利的拿到军费实在是困难重重，更何况“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好不容易筹到的军费被慈禧太后那去修颐和园了，北洋海军的发展可谓是处处受制。这样一支海军我们真的可以笃定它能战胜日本的海军吗？只怕不能，李鸿章的下令避战除却畏惧的因素，我想更多的是对北洋海军的珍视，这是他的心血，在他已经预见了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交战的结果后，他不愿意让自己二十年的心血就此付之一炬，他更不愿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光鲜的外衣下北洋海军的不堪一击，不愿意朝廷对本国军事力量彻底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然而李鸿章终究还是迎战了，即便他清楚双方实力的差距，因为他是大清的臣子，在战争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他也只有一战，在战前他竭力想要保全北洋海军，而在战争后他又独自背负起战败的骂名，每每看到这些总让我觉得心痛，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他依然能够挺身而出，背负起他的责任，而那样不被理解的孤独，更是让人心酸落泪。面对战败的结局，许多人置身事外，没有人愿意去赴这样的一个约，背上千古的骂名，然而作为战败国，清王朝还能够不签订条约吗？无论是谁与日本交涉，毫无疑问最后都将要签订带着耻辱标记的条约，朝中的大臣纷纷退缩，年过古稀的李鸿章又一次被推出来，前往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李鸿章孤零零的踏上前往日本的船，那年迈的身影是何等的苍凉？当他在马关遇刺时，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他的窗外来来往往的日本的舰队，身在马关，心系大清，此刻的他更担心日本继续攻打中国，丧失了北洋海军的清王朝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然而当他心力交瘁的从日本回来时，迎接他的是一片预料之中的责骂。我并不是说李鸿章在与日本谈判时有多出色，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的他在谈判桌上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平心而论，他的那份敢于担当的坚毅真的让我感触良多。
人们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而指责其为卖国贼，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方必定会签署一份不平等的条约，而李鸿章不巧正是签订条约的人。我并不是为李鸿章在辩解什么，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的无奈和凄凉。
地覆天翻否极求变，处在这个动荡时代的李鸿章竭力地去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不怕背负骂名，他只在意实际的结果。李鸿章的身上有着传统士子的影子，但又不同于传统士子，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也因此使他更加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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