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即有计划的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1979年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阶段，在短短30年内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0亿。占全世界总数四分之一人口可利用的耕地面仅为世界总量的7%。中国中央政府心知肚明，无限制的持续增长所致经济和环境后果是毁灭性的。最终在中国社会学家的推动下，政府实施了前无古人的人口控制计划。
计划生育政策是为抑制人口增长而制定一系列政策，2000年目标人口为12亿。除“独生子女”的规定外，该政策还提供避孕教育和免费堕胎。更有甚者，还包括给已有孩子的妇女进行宫内节育措施。在川鲁等人口较多的省份，相关人员还会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夫妻进行强制绝育。结果导致从1979年到1983年，生育率家住按直线，平均每名女性的子女数从2.92个降到2.42个。违反政策者将被处以罚款，并强制接受教育。最终政府基本了其实现目标——千禧之年的中国人口为12.7亿。
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成功使得生育限制开始放松。大规模绝育活动偃旗息鼓，夫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拥有二胎，比如其一胎有先天缺陷，或农村地区夫妇的一胎是女孩时。然而，到1991年生育又重新抬头，官员当下重新实施强制性节育手段，将出生率稳定在每名妇女1.77名儿童左右。
首先，该政策至少在控制总人口方面是奏效了。中国政府表示若非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比现在多2.5至3亿，但先前的人口控制措施运作极其出色。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十年，宣传婚晚育，少生优生”之类观念的教育活动层出不穷，促进了适龄人口晚生晚育，并延长了怀孕间隔。此类措施将妇女生育率从5.9个降低到2.9个。此外，较为自主的节育方法可能对人口增长有相同作用，除了节育行动带来的重重隐患。
也有反对者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严重的性别失衡。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男女比例从1.06比1上升到1.17比1。在一些农村地区，比例甚至高达1.3：1。这就意味着每三到四名男性中就有一条可怜的单身狗。
在中国这个视家族文化为重中之重的国家，这俨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社会地位部分取决于结婚和子女的生养能力，而在性别比例最失衡的地区，女性因为稀缺而有机会嫁入“豪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则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最叫人提心吊胆的就是这批失去了公民权的公民：贫困年轻单身汉最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单身汉为中国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增砖添瓦，但这并不是说性别比例失衡没有弊端。研究人员在访查贵州单身汉时发现，20至24岁的未婚男女比为1.9：1，而35至39岁的同一数据竟达到了惊人的75：1，其中多半都认为自己“生无可恋、命途多舛、形影相吊、如行尸走肉一般”。不难想象，尽管性别失衡会让贫困女性飞上枝头变凤凰，但与此同时会对男性不利。而情色行业在女性稀缺的情形下往往会爆炸式增长，再加上性别失衡的第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中国的绑架与人贩案件正在逐年增多。
但计划生育政策需要为这种失衡买单吗？大概是的，生育纪年表表明，父母通过廉价B超来检测胎儿性别，并打掉女婴，而性别比例开始失衡正是伴随着超声波的运用。在1980年至2001年间，首胎子女的性别比率(男：女)为1.06：1、二胎为1.24、三胎为1.28、四胎及以后为1.31。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未实行严苛至此的人口控制措施的其他国家也表现出与中国类似的模式。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又允许产前超声检测的国家也对男婴有着蜜汁执念。举几个栗子，韩国的比例为1.12：1，印度北部部分地区为1.20：1，列支敦士登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26：1。
总而言之，如果在上世纪70年代后，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继续采取同样严苛计划生育政策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那么结果大概也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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