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作文章,总觉胸无点墨,不知从何处落笔,这才知羡季先生所言不谬,“文人学文,一如俗世积财,须是闲时置下忙时用,切不可等到三节来至,债主临门,方去热乱”。然而作文章是件极严肃、甚至于神圣的事,从来草率不得,故每每搜肠刮肚,咬破笔杆。
每到此时,就想到袁宏道的“性灵”说,写文章应是“独抒性灵,不拘俗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我并非不知文章当“缘情而发”,只是每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总又下笔无文,更何谈从胸臆中“流”出!
羡季先生又说:“文章一道,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有心求。”那被视为文学源起的“吭唷吭唷”之声,“候人兮猗”之叹,都是纯粹的“无心”而得,却绝不能算作好文章;那“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齐梁诗文,虽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却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难成佳作,这便是过分的“有心”而求了。
所谓“不可以无心得”,是说在无心之处,应有“文心”,文心,便是真心,诚心,亦即文章“缘情而发”之情;所谓“不可以有心求”,是说在有心之处,应无“功利心”,功利心,包括汉赋的歌功颂德,包括曹丕的“声名自传于后”。
既然不能纯粹地“无心”,也不能过分地“有心”,那便需从有心与无心之间去找寻。看千古文章事,本是从“无心”到“有心”,然我后辈学文,反要从“有心”到“无心”。所谓先“有心”,即先学行文之法,炼字之方,熟练掌握这些辞章之术,再欲“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便可“任性而发”,便可“从自己胸臆中流出”,此即“无心”。
化“有心”为“无心”,便是文章之道,似巴金先生所言之“没有技巧才是最高的技巧”,实则并非真的没有技巧,而是对技巧的忘却、超越,超越之后方能有“无心”之境。杜少陵以炼字闻名,“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他已做到了虽雕琢而不留痕迹,虽有心而似无心。其忧国之思,伤民之叹,皆似随口而发,却又皆是词工句丽,这便难怪其诗能冠绝千古了。然齐梁文士却是耽于技巧而不能自拔,终于未能走入佳境。我后辈学文,自然也要警惕误入辞藻泥潭!
这所谓“无心”之境,并不玄乎,只是将“有心”做到一定境界,真正将技巧内化,“无”也就简单了,只要还有真心在。然而,势利纷华,可能早将真心污染,真能如李贽所言“绝假纯真”者有几?如此,这“无”又艰难了!世间难易或许本就如此,有则无须多求,无则多求也无益。欲作文章的人,万不可失了真心,失了真心的人,则万不可作文章。我说过,作文章是件极严肃甚至于神圣的事,容不下虚伪的东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一寸必所知,非止文章而已!非是文章写世事,世事即文章,心中有文章,文章中有心,文章之道,亦是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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