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先生去世后

一周前，奥兹先生病故的消息，一大清早弹出来。

只读过《莫称之为夜晚》，是一年前，写公众号以来更新的第三篇。我喜欢他，尚未读更多。对于当代的作家们，似乎，我总是“晚其一步”。木心先生故世后，一二年，才听说了《文学回忆录》，买来翻。

《莫》治愈过我，于是，和作家就有了连结，才知道他是患了癌症。是为他难过。

公众号推送栏开始爆炸。

我发了条动态：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从奥兹的女儿确认消息，然后赶稿人接到通知连夜起来找资料吗？还是早早得知他患了癌症，已经预备好了作家的生平与评价，包括悼词。然后及时、及时地发表当日的推送。想到这种事我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是后者。我知道，我当然知道。那是个修辞，愤怒和无力的。

马上，什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商品社会、海德格尔的控诉，全在脑子里打转了。这件“再正常不过”的事的病态和荒诞性之一：

人还没死，悼文已经等着你了——因为，我们总有一天——需要看这篇悼文。“时机一到”，抢占先机者，恰如当年那位抢在路透社前四秒拍到了照片的新华社记者。并且，看上去，这或许与文化媒体“培养人文关怀、传递人性情感”的宗旨，也并不违背——

一位同学家中曾经罹难，她无处倾诉，发动态。划到那些泣血的句子，上一条是某同学精修的自拍，下一条是某活动的宣传。老同桌打来电话，带着怒气和痛苦对我说：这个世界根本没办法为她停下来一秒，一秒钟都不肯。

“奥兹去世”的上一条推送还是「偶像剧翻拍风潮」，而当天下午，又更了一份「年度祈福——你的2018...」。这位眼神睿智又温柔的，刚刚告别世界的老作家，就卡在中间。

严肃需要距离，时间的距离，信息的距离。但是文化媒体的工作，是调制所谓的严肃和所谓的高级娱乐的鸡尾酒。

这工作是一份已经签好的协议：

- 你作为文化新媒体，这是你的义务，我对你怀有默认的期待——你当然要推送，就是要推送，还要快，要全。

 

- 你作为接收者，我提供了紧跟潮流的讯息，你被吸引，我得到传播。

总之，对于文化媒体，这是一件「做了百利无一害，不做则百害无一利」的事。

这酒要好喝，要借势，既然是传播，当然更会与商品生动联系起来，不能太直白，借题贩卖自然显得有点“太那个了”，但有了流量，不就，什么都有了。关键是，操作这一切的并非哪一个人（或许，“没有人喜欢这样”），而是你作为文化媒体，“媒体”的性质就已经注定了。所以我用“拟人化”的眼神去看待，它只能是一个”非人”的生物。

这里有一幅画面：所有的“文化媒体”，当然都有一个资料库，那些生平，随着名人的生命轨迹一起，正被精心完善着，是水都焯好料也备齐的半成品了。

我并非怀疑悼文写作者的心态——他当然也可以是很敬重他文章的主人公，也肯定对“准死者”（抱歉我的用词）颇有研究。于是这批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变得有些奇妙了——在人还没“来得及”走的时候，开始怀念，开始总结，何必盖棺论定，你的人生我梳理得比你更井井有条，你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早有了恰如其分的定义。关键是那些沉痛的情绪，简直几乎要上升到戏剧表演高度。我是说，没有人以看“公文”为乐。但“公文”的情绪就是象征性和礼节性的。

说回来，实际上他们怎么想，也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读者，能准时看到推文。

“人文关怀”和“商业运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就是，你不可否认——“我们在消费死者”。我想写篇小说，就写，有一天，大批名人仿佛约好了似的都“被确认抢救无效”，线报一条接着一条，应接不暇。媒体炸了锅，当然。大家已经不知道播报哪条好。“隔壁好像有个员工为此加班都猝死了”。结局也许是，次日许多人顶着黑眼圈看太阳照常升起，霎时间神清气爽。

对于不了解奥兹的人，这当然是一个机会（窃以为，“成功”作家的高峰一般就是这么三轮：成名作、得奖和死亡。bonus是被后人淘金。）。对于了解他的，霎时间自然也追想起了这位先生的人，这儿，又有更多的可读资料。人们传播这些讯息，“我哀悼”，或者，“我哀悼”的后面是“我读过奥兹”。

我只是感觉，如果一个人真的怀念在这个世界上，他所欣赏的一位 素未谋面的朋友，他会，至少是放下手机，想那人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