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正在精舍里打坐。

到了中午，有两个屠夫抬着一头猪从他面前走过。

释迦牟尼睁开眼睛问道：“这个是什么？”

当时好多弟子都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佛陀嘴里说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弟子听到以后，还忍不住笑了出来。

——《指月录•卷一》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如果说出来，就不是永恒之“道”。）

㊣名可名，非常名。

（“名”如果被命名，就不是真正的“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无名”，可以称为天地的本源。“有名”可以称为万物的开始。）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因此，要常从“无欲”中去观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欲”中去体察“道”的端倪。）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无与有这二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称之为玄妙。）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正是天地宇宙的奥妙之源。）

以上就是通行的原文与译文。

【第二句】

㊣原文：名可名，非常名。

1、

首先，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老子为什么会说“名可名非常名”？

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道可道非常道”，通过三个层面论述了“我们只能接近真理，而无法抵达真理”。

因为这三个层面都不可靠：

第一个层面是：客观世界不可靠

第二个层面是：人本身不可靠。

第三个层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不可靠。

其实还有第四个层面：

就是即使客观世界可靠，主观的人可靠，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也可靠，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抵达真理的彼岸，或者是你通过自己的修行能够体悟和觉知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么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目前我们人类只有三种表达方法：

第一种是用言语，通俗的讲就是说话。

第二种是用语言，通俗的讲就是文字。

第三种是用沉默，通俗的讲就是暗示，也可以称之为眼神交流。

比如西周时期的暴君周厉王刚愎自用，听不得批评，于是就找了许多巫师充当特务，在大街小巷里偷听老百姓的谈话，只要谁敢妄议朝政，就立马抓起来处决。

最后导致人们在路上遇见的时候都不敢开口打招呼，只好“道路以目”，用眼神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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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国语·周语上》:"三十四年，王（厉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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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而易见：

“道可道，非常道”，属于言语表达；

“名可名，非常名”，属于文字表达。

遗憾的是：

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不可靠。

所以，最好的表达其实是“沉默”，但是老子他能用“沉默”表达吗?

不能！因为在当时没有人能听的懂他“沉默的呼喊”。

孔子拜访他的时候才34岁，同样听不懂。

孔子只能听懂他说出来的话，听不懂他说不出来的那些话。

否则老子断然不会抛下芸芸众生，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

所以：

并不是每一个好老师都像释迦牟尼那么幸运，开坛讲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只需拈一朵花，就能换来迦叶尊者一个会心的微笑。

从此，佛教就有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宗。

后来孔子在晚年的时候终于觉悟了，于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也当着众弟子的面说了一句话：

“予欲无言。”

意思就是：

“我不想再说话了。”

结果，满堂的学生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会心微笑的人。

相反，子贡一听都急哭了，就问：

“老师您不说话，那我们上课怎么记录，怎么交流啊？”

孔子失望地仰天长叹：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是：

”上天说过什么话吗?四季交替，万物生息，一切不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吗？“

其实孔子这番话背后所要表达的是 :

老天爷不言不语，我依然能领悟“天之道” ，领会“天”的旨意，，你们为什么就听不懂我的“沉默”呢?

没办法，“沉默”是最高级的语言，一般人一辈子都无法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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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一：《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备注二：《五灯会元•卷一•七佛》：“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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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老子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前两种不那么好的表达方式：

“言语和文字。”

而且还特意地提醒我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就是他写这两句话，也是写《道德经》的初衷。

8、

好，关于老子为什么要写“名可名非常名”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名可名，这两个“名”究竟各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并不难理解：

第一个“名”，是名词，指“名称”。

第二个“名”，是动词，意思是“命名”。

但是，古人创造“名”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起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意思就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人在马路上狭路相逢，没有路灯，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

其中一个人只好问：“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另一个只好回答：“我乃黑旋风李逵是也！”

这就是“名”的起源，等于是自报家门。

既然是"自命"，说明“名”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名和事物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的对应关系。

但是除了人以外，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不会说话怎么办？

没办法，我们只好来替它们说。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当我们替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吗?

9、

比如说：

有这么一个生物，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我们将其命名为“鸡”。

但是我们将它称做“鸡”以后，鸡的本来面目就模糊化了，甚至是窄化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谈论“鸡”，脑海里想到的只是“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等等这一些鸡的表面化的特征。

其实这些特征，只是我们通过自己的主观意愿为“鸡”贴上的“标签”而已。

事实上，鸡作为一种动物界的脊索动物鸟纲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百倍千倍。

而且无论我们对鸡的基因、品种、生殖、发育、习性等等研究的多么深入，多么完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全面的、准确的、百分之百的了解关于鸡的一切。

更为关键的是：

即使我们可以完美的了解鸡的一切，也无法完美的把这一切表达出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做加法，提高语言描述的精确性：

甚至必要时创造新的词语，以便能更详尽、更周密地去了解和描述这个世界。

第二种是做减法，提高人类认识的全面性：

不用去创造任何新的词语，而是在现有的语言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铲除我们心中的偏见，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浮在表面上“语言”，还能透视到“语言”背后所包裹着的“内涵”。

那么请问：

哪一种办法更好？

10、

其实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答案很明显：

第二种，做减法更好。

所以我们中国最好的表达方式一直是文言文，讲究言简意赅，比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

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天跟几个同僚出去游玩，在路上看到一匹受了惊的马踩死了一条狗，几个人就互相揶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描述。

第一个人说了十二个字：“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第二个人想了半天，去了一个字，说了十一个字：“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了哈哈大笑说：“要是让你们写史书，恐怕一万卷也写不完。”

这些同僚就问那应该怎么描述？

欧阳修只说了六个字：“逸马杀犬于道。”

——冯梦龙《古今谭概•书马犬事》

欧阳修只用了六个字，就描写出了一个电影的动态超长镜头。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写历史的方法，但是我们能从古代文人的思想里读出一个文化传统就是：

斟字酌句，惜墨如金。

而这个传统很早就开始了，从《周易》到《道德经》是一脉相承。

因为中国的哲学家很早就看到了“名”的局限性，所以在文字上讲求“因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

正因如此，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代表人物像公孙龙和惠施虽然巧言善辩，伶牙俐齿，但是他们那一套哲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很早就失传了。

11、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们更偏向于第一种，就是做加法。

尤其是在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欧洲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家：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那些越著名的越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往往都出自同一个国家。

比如，我随便列举一个名单：

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等。

没错，这些哲学家统统都是德国人，而且他们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

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德国（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云南省），所产出哲学家在世界近代哲学史上能占据半壁江山？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有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

德语，是目前全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最细致、最精确、最严密的语言。

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比如康德写过一本名著叫《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写信抱怨说：“尊敬的康德先生，你知道一句话我读了三分钟还没有看到句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三分钟读不完一句话，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做得到？

汉语做得到吗?英语做得到吗？法语做得到吗？

都做不到，但是德语就能。

12、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既然德语这么这么细、这么精确、这么严密，那么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了呢?

答案是，没有！

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语言的越来越精确，导致问题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多，所以哲学上的流派也越来越多。

直到二十世纪前后，西方的哲学才开始掉头，开始改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语言本身的问题。

13、

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迈克尔·达米特。

他在1972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叫《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他在书中把整个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本体论阶段。

在本体论阶段，哲学家开始怀疑人生，关注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阶段的人类最容易滋生出信仰和宗教。

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阶段。

在认识论阶段，哲学家又开始怀疑世界，开始认识到：

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去追寻世界的本源，而是要追求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本源。

于是创造语言，发展逻辑，积累经验，制作各种科学机械和技术工具。

第三个阶段，是语言哲学阶段。

这个时候，哲学家才开始怀疑语言，开始认识到：

如果语言表达的不够准确，那么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意义。

于是研究语言，如何分析，如何表达，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西方人走过这三个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走了两千五百多年。

但是在东方，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就已经在菩提树下走完了，中国的老子也已经在周朝的图书馆里走完了。

所以中国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早熟，中国的哲学同样是早熟的儿童。

迈克尔·达米特的这个阶段划分其实只适合欧洲，并不适用于中国。

14、

那么，在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哲学好不容易发展到了语言哲学阶段的时期，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又开始分裂了，大致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做加法，通过逻辑来构建一套人工语言，以罗素为开山鼻祖，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

一派做减法，通过研究来恢复日常语言的本义，由维特根斯坦奠定基础，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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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6节》：”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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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上面的那个问题：

当我们无法完美地认识和表达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给“语言”做加法还是减法?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但是，我个人以为：

从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而言，减法的境界恐怕更高一筹。

因为减法更难，甚至减到最后，你不得不用“沉默”去表达。

所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前言里说了一句名言：

“凡是能够谈论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够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形而上的本体等等……一切可以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因为这些都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

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

“面对真正哲学上的东西，我们应该选择沉默。”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他所说的“沉默”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不闻不问不言不语”，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方式。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除了“说话”和“文字”之外的第三种表达方式。

维特根斯坦真正的想法是：

通过沉默的方式把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显示”出来。

15、

不过很可惜，当时西方的哲学界普遍都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包括他曾经的导师罗素。

而且，他的这本《逻辑哲学论》就是当年在剑桥大学时的博士毕业论文。

他在1929年毕业答辩的时候，指导老师就是罗素和摩尔（英国分析哲学创始人）。

三个人随便聊了聊，罗素和摩尔都很尬尴，表示看不太懂维特根斯坦的论文。

当时四十岁的维特根斯坦就笑着走到他们俩面前，拍了拍罗素和摩尔的肩膀说：

“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

当然，最后毕业答辩就以这样幽默的方式通过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罗素确实没有读懂维特根斯坦的核心思想。

因为《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就是罗素找人帮忙出版的，还亲自写了序言。

他在序言里就表示很疑惑：

你既然说凡是真正哲学上的东西都无法说出来，但你又说能够显示出来，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罗素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看了这本书有一种“理智上的不快”。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罗素虽然很推崇佛教，但是他对佛法的文化内涵并没有深层次的了解。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矛盾”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用眼神交流，通过暗示沟通，这不就是中国禅宗自古以来的日常生活吗？

所以，即使像罗素这样西方公认的天才哲学家都难以理解“沉默”这种最高级的表达方式。

可以想象：

我们中国的哲学是多么的超前，我们东方的哲学可以说一出生就在喜马拉雅的山顶上。

16、

还有，如果我们从哲学最高层次上讲：

就算是被西方哲学界誉为“天才中的天才，哲学家的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也并没有登上珠穆朗玛最高峰，他的理论依然在半山坡上，尚未成熟。

他晚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给否定了，他终于认识到：

以前他认为那些可以说出来的东西，比如客观性的自然和科学，原来也不是完全能说清楚的。

他甚至醒悟道：

我们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是错误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消除人们对语言的误会。

当然，他还没有来得及消除人们对语言的误会，就在1951年被上帝从世界上消除了，享年62岁。

17、

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和释迦牟尼就已经给“语言”判了死刑。

老子之所以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为了表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靠语言描述出来的，包括一只鸡，一棵草，一块石头，哪怕它就是一个字。

只要是说出来的，就会同时造成两种结果：

一种是描述的不够精确，一种是理解的不够全面。

总而言之：

说出来的或者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像镜子照出来的那样完美，肯定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

释迦牟尼也同样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为了教育弟子，经常会采用“沉默”的方法来暗示。

比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正在精舍里打坐。

到了中午，有两个屠夫抬着一头猪从他面前走过。

释迦牟尼睁开眼睛问道：“这个是什么？”

当时好多弟子都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佛陀嘴里说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弟子听到以后，还忍不住笑了出来，说：

“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识。”

——《指月录•卷一》

这个发笑的弟子意思是说：

佛应该具备天文地理人事的一切知识，怎么连猪也不认识呢？

释迦牟尼回答说：

“问了才知道。”（也须问过）

这个禅宗的公案历来都被解释成：

释迦牟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一种谦虚的表现。

其实错了！为什么？

如果你说释迦牟尼二十九岁刚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见过猪，所以不认识。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在菩提树下悟道，然后开始弘法传教。

这中间有六七年的时间，除了苦修以外，他也拜访过很多名师，游历过很多地方，怎么可能没有见过猪?

所以，这个故事应该讲的是释迦牟尼第一次用这种特殊的“沉默”来寻找知音，可惜那个时候摩诃迦叶不在身边。

结果等来的不是会心一笑，而是捂着脸的嘲笑。

18、

那么请问：

释迦牟尼为什么不直接说“猪”的名称，而只是说“这个”？

因为他知道“猪”这个字一旦说出来，立马就会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笨、懒、肥”等等的许多猪的表面化特征，而且这是代代相传，耳闻目见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没有几个人能逃脱古人的“思维惯性”。

造成的结果就是：

人们完全忽略了“猪”的本来面目。

所以他想通过这种“指着一个东西却说不出来”的方式，来引导弟子们转变思维，看取世界的本质。

如果众弟子中有人能回答一句“不知道”，或许就会成为佛教中的第二个摩诃迦叶。

19、

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知道：

当我们说到“猪”的时候，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猪，并非真正的猪。

只是我们主观意识上所以为的猪，只是猪的一部分特征的集合而已。

所以斯宾诺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

“规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书信集•第50封》

意思就是：

只要我们给一个事物下了定义，就等于是同时否定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为什么？

因为凡是能被下定义的事物，其所定义的必定是它的一些表面化特征。

而事物真正的本质如果用语言和逻辑去描述的话，那是复杂到难以想象的，佛家称之为“不可思议”，所以事物的本质是无法被准确地描述和定义的。

而且关键的一点是：

我们人类的大脑，只能通过逻辑去认识这个世界，而逻辑又只能通过语言来记录和表述。

也就是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那些定义出来的表面化的特征去认识和想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那么请问：

当我们一心一意地盯着事物的那些表面化特征的时候，还能够透视到事物背后的本质吗?

答案是：

“根本无法做到。”

我们的心理其实就好比是一台电影摄像机，如果你把镜头聚焦到某一个点，那么这个点的周围的场景就会自动模糊化。

就好像当我们欣赏一幅画的时候，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到某一笔某一画，那么你反而看不清画的全貌。

结果就是：

我们会误把局部当做整体，误把片面当做全部，误把现象当作本质。

20、

所以，从语言学上来说：

像人狗牛羊、父母兄弟、仁义礼智、山水花鸟、历史、化学、地理等等，甚至包括文字本身。

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观念上的“名”，都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

纯粹只是我们主观意识上为其量身定做的“衣服”而已。

我们不能说“名称”就是“名”本身，就像我们不能说“人的衣服”就是“人”一样。

佛教里的一部无上经典《金刚经》其实就是为了阐释这个道理：

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什么意思呢？

如来用语言说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本来的世界，是人们约定俗称的、名义上的“世界”。

所以，老子才同样提醒说：

“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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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解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