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忠实地执行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了杨虎城，参与了“西安事交”的和平解放。1938年春调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这个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员有安娜利泽（语言学博士）等人。积极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1939年，南方局正式建立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外交活动，接触各种不同的美国人物，冲破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重庆谈判期间，他又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他穿梭往返，立下了武仗文打的功绩，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
1939年8月，叶剑英（右一）、王炳南（左一）与国际友人尼赫鲁（右二）
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并当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王炳南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跟随周恩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担任中共南方局国际宣传小组负责人。
1938年在武汉，工作重点是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了解我们，同情我们。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等。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成外文并介绍到国外的。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王炳南直接同各国大使馆、军事总部和军事代表团联系，打通了各种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有频繁的交往。另外和一大批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联系。王炳南夫妇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
1946年，周恩来、王炳南（右二）、龚澎与外国记者。
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及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中国拍抗战片，开始只拍了国民党的军事会议。王炳南便同伊文思商量，在附近的小学校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召开的军事会议的情形。出席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明等，叶剑英在地图前分析战局。现在资料片《人民必胜》中的珍贵历史镜头就是这样拍下来的。王安娜回忆在汉口期间，王炳南继续担任周恩来的副官职务，他为周恩来工作忙个不停，许多别人难办的事情，被认为是无计可施的工作，王炳南都接受了。同年10月，武汉失守，党的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重庆。
1939年，叶剑英代表中共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外事组负责与在重庆的各国使馆、记者、军事机构的联系事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是美国。王炳南等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活动，广泛接触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在华人士，结识了美国驻华军事总部人员、使馆人员、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等。尤其是他和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的友好情谊。史迪威曾在报告中提出：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应分给共产党。王炳南还争取了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材和数目很大的国际捐款，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宋庆龄之手送到延安的。
1944年，一些外国新闻记者最先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和阻拦，访问了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报道了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片混乱。不久，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在史迪威将军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动下，美国提出要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蒋介石害怕美国了解我们的真相，多次拒绝这个建议。华莱士在一次和蒋介石的谈话中提出，如果再不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话，美国将会减少军事援助，蒋介石在这种强硬压力下，才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
1944年7月，美国派遣由狄克上校筹备组织的，由包瑞德担任组长的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延安等解放区作了实地考察。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周恩来极为高兴，他随即在延安给王炳南写信，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指出：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周恩来有一个时期不在重庆，这期间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王炳南向周恩来及时汇报外事组的工作情况，而周恩来也给王炳南回信，嘱他“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说：“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称赞他“送来的材料及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有一次，周恩来在一封信中加了一个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周恩来在信中两次问及配尼西林的事，后来，经过宋庆龄先生和王炳南夫妇的共同努力，他们把数量不多的医药用品，用美国顾问团的空运补给飞机送到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即召集王炳南及小组人员，商量在外交方面需采取的应急措施，叮嘱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王安娜立即把事件真相报告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接到卡尔报告后，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从国际舆论上使蒋介石受到应有的压力和谴责。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尽管受到国民党的百般刁难，但还是冲破障碍，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和记者同情中国革命，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从而也揭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和诬蔑。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说，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还生气地写了张便条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为特使来华，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国共两党结束战争，用协商的方法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政府。马歇尔是被派来中国执行这个使命的。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的消息后，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赶到机场，先于蒋介石亲信宋子文在机场迎接了马歇尔。马歇尔抵华后，国、共、美三方成立了周恩来（共）、张群（国）、马歇尔（美）三人小组，下设以叶剑英为中共代表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王炳南和马歇尔颇有往来，常向其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1946年他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多接触，并参与周恩来与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的谈判。
王炳南在争取、团结、影响国民党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乃至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为周恩来提供了各种重要情报。周恩来称赞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王炳南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他跟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同工人、学生见面，招待各国友好人士、驻华使节、援华团体代表，阐明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当时中共党内一些同志和社会上友好人士都担心蒋介石下毒手扣留毛泽东。毛泽东征求王炳南的看法。王炳南说老蒋是背信弃义的老手，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但是他不能不考虑我们有广大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支持这样强大的后盾，也不能不考虑他的美国主子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和压力。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乐天派啊！乐天派好！”后来，王炳南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重庆谈判，还真有点鸿门宴的味道，叫人后怕，你想：我们和主席每天都生活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我作为主席的贴身秘书，如果稍有闪失，那将会变成千古罪人。”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安然返回延安。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迁都南京，国共两党和谈的中心便由重庆移到了南京。王炳南跟随周恩来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书记是周恩来），协助周恩来、董必武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45年，王安娜、王炳南夫妇和儿子王黎明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1947年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返回延安，王炳南仍留在南京，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撤回延安。随后到了西柏坡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主任是周恩来），继续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