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世纪前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从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到达了一个叫卡蒂加拉(Kattigara)的地方。他将旅行经历写成报告带回罗马帝国。像亚历山大这样东游的罗马人在当时可能为数不少。
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
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马林努斯根据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旅行商人和航海家的报告，记载了印度、金洲和卡蒂加拉的情况。但马林努斯的著作未能保存下来，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研究马林努斯的著作时，保存了其中一些片段：
马林努斯没有报道过从金洲到卡蒂加拉之间的节数，但他说亚历山大曾经记载，从金洲国开始，整个陆地都面向南方；沿着此地航行，在20天内即到达扎拜城(Zabai)；然后再从扎拜城向南稍偏左航行“若干天”，即可到达卡蒂加拉。
又说：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处，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
据现代学者考证，托勒密记述中的卡蒂加拉即汉文史料中的交趾，位于红河入海口处附近，今河内城郊。扎拜则为占婆(Champa)之音转，位于柬埔寨西岸的贡布(Kampot)附近。
至此，印支半岛已全部处于罗马人活动范围之内。
由于这一时期还有马其顿大商人梅斯(Maès)的代理人沿中部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境内，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同时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上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未领会到两个方向上的消息均指向同一个民族，所以，以“秦奈”（Thinae，与《航海记》中的Thin同——笔者）指称中国南部，“赛里斯”(Seres)指称中国北方：
他们（航海家们）声称赛里斯国及其首都位于秦奈以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他们还说，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市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向的。
亚历山大所作的航海旅行以卡蒂加拉为终点，并未深入中国沿海或内地。
扩张的罗马帝国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即使在最为强盛的公元初三个世纪里，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在波斯和中间城市手中。波斯湾诸港口如哈拉克斯(Charax)和阿坡洛古斯(Apologus)都与印度保持着固定联系，这里的产品一方面向也门输出，另一方面也向印度的婆卢羯车港输出，同时从印度带回铜、黑檀木和造船用的木材。
罗马帝国多次谋求以武力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以便开通前往东方的较近捷的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告失败。所以，罗马帝国不得不在波斯湾地区从波斯人和印度人手中间接购得东方包括中国丝绸在内的物产。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而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并将其中一些物产转销中国。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岸商人从波斯湾地区的安息、天竺商人手中购得中国丝后，运到地中海东岸的纺织中心如提尔(Tyre)、西顿(Sidon)、贝鲁特(Birut)等地进行重织和染色，然后运往罗马帝国其他地区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
公元162-168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攻占泰西丰(Ktesiphon)和塞琉西亚，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
另一方面，对波斯的战争也断绝了罗马帝国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大宗丝物，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为此蒙受商业上的巨大损失。为了挽回损失，他们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简短的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不过，被中国史书认为大秦与中国直接交通关系之始的这次所谓遣使，其实并非罗马皇帝的使节，而是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他们在安南卖掉带来的罗马物产，然后在当地购买一些特产，作为觐见中国皇帝的贡品。
由于这些特产已为中国朝廷熟悉，以致这些所谓“使者”的身份引起中国朝廷官员的怀疑。
《后汉书》作者写道：“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不管如何，罗马人从海陆两道到达中国，对于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大有助益的。《魏略·西戎传》的作者由此知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
大约与罗马皇帝安敦（即安东尼）同时的希腊作家包撒尼亚斯(Pausanias)，虽然对中国的地理完全不清楚，但对中国丝蚕的知识却大大超越了前代，六世纪中叶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获得育蚕技术前亦无出其右者。他已知道中国人用以制造衣服的丝线，并非取自树皮或毛绒，而是来自一种被希腊人称为“赛儿”(ser)的小动物。他对这种小动物的大小形状和饲养方法都有逼真而接近真实的描述：
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
罗马世界自公元前后即有蚕丝为采自树上的羊毛的说法，如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19）、斯特拉波（公元前58—公元21）、普林尼（公元23-79）均持同一信念，而公元四世纪安米阿努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仍然坚持这种说法。
如果将包撒尼亚斯与他们相比较，那么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希腊—罗马世界对包括丝绸在内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有巨大的发展。包撒尼亚斯可能与安敦波斯战争时访问过中国的罗马商人有过实际接触。
《梁书·诸夷传》总结罗马帝国与印支半岛商业交流的情况：“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经还本国也。”
三国时期吴国占有向海外扩展的天时地利，同时又因陆路上与西域的交通被魏国阻断，无法取得外国的特产，故于发展海外交通最为积极，成就也最大。孙权如此重视大秦贾人的到来，亲问其国风土人情，并委派官员相送，显示出对大秦国的浓厚兴趣。秦论来时途经交趾，说明他经绕印支半岛而来；而他归途“径还本国”，似乎意味着由交广陆路经“缅甸路”返回罗马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希腊罗马作家对中国的知识已深入到社会风俗礼仪。生活在叙利亚一带的巴德萨纳（Bardesane，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记载：
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
这里有三个方面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第一，从疆域领土上，中国自秦、汉在西、南两个方向拓展疆域，其规模是空前的，“幅员辽阔”是最基本的事实。第二，汉代以后，废除秦代苛法峻刑，禁止随便杀人，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废除了其他偶像崇拜。这一时期，发源印度的佛教尚未渗入中国盛行开来，寺院尚不存在。同时儒家思想对卖淫和通奸行为持强烈的蔑视和谴责态度。第三，中国人口众多，重家族繁衍。
两汉时期政府迫于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对人口增殖采取鼓励政策。人口的迅速增长必定给外国来访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公元三世纪四五十年代吴国人康泰出使扶南（柬埔寨），在扶南听到当地人有如下说法：“外国人称天下为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康泰所说的“外国”主要是指印支半岛及印度。罗马帝国既与印度、印支半岛乃至更远的中国南部保持商业往来，而且巴德萨纳与经过波斯湾和爱德萨(Edessa)去罗马的印度使节有过交往，那么，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自是不难的事情。
罗马人向东方的探索留下许多遗迹，成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目标。
1944年法国学者路易斯·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越南南部金瓯角的古海港奥克·艾奥(Oc-èo)遗址进行的发掘，证明此地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物件中，有许多印度和中国的产品，中国物产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
罗马金币
罗马特产包括152年和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二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研究者认为：“公元初的二、三世纪中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型雕刻，并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
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皿在汉晋中国境内均有发现。
考古学上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中关于罗马与东方密切联系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