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应邀而写，多鼓励之言，少挑剔之语，自然而然，虽无奇论，亦有真意。特录之，以为文迹，可也！
诗歌，在这样一个“娱乐时代”似乎沦为“精神食粮”的末流，除了某些广告公司借用诸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类的句子表示情怀，而另外一些自诩为“诗人”者借此“沽名钓誉”之外，余下来的大多数是“沉默”的，少数几位屹立于诗歌之峰者，也早已享受了多年的“孤独”。这里的四位无疑是不甘寂寞的，因写诗而相识，我几乎可以想象到他们时常在一起无所顾忌谈天论地的场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种“生生”是极其重要的，比之课堂，有趣太多。这本集子，在我看来，是他们的一种亮相，表达一种决心。
我发现他们的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令人欣羡。二十岁就开始写诗，或许此前已探索多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意味着“通向语言之途”，不仅走出自我的暗域，而且能够照亮他人——写作绝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事，不是自恋以及游戏的“工具”。至少，我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了“诚意”，这种诚意源自对语言的信任，毫无掩饰的表达，或者说，“直面”。
比如师国骞的《奶奶》：
奶奶打着手电筒提起
三寸小脚挪开夜色
阁楼二层
她推拿我的肚子
月光匍匐在老街
一遍一遍地理顺
房瓦土墼 老井 看门狗 家禽
理顺肠胃里的荤腥和大地以上
油菜的茬
没有“大词”，只有“提起”、“挪开”、“推拿”、“匍匐”、“理顺”，一系列细微的动作构建起语言的“阁楼”，而阁楼里，“奶奶”带来了“安稳”，就是这样。
祖成波的《黄昏》：
我来不及欣赏
也顾不得落日的余晖洒在
树上草上 地上
和我的脸上
三五个啤酒瓶埋在路边的落叶里
我回头一望
太阳正照在那里
不到十平米的铁皮房
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废品回收”
这是另一种“黄昏”，毫无模式化的“黄昏”那种恢宏，那种浓烈的感伤，写得很冷静，完全不担心语言的“狂躁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包括那个不经意的“回头”，“废品回收”四个字在末尾处闪现，也显得自然。
肖康的《这户人家》：
鸡鸭不听话
因为厌倦这吃素的生活
没什么能满足
即便是禽兽的欲望
丝瓜花还在开
捡柴人总算回来
抱起一大捆
就往厨房的嘴里塞
下午两点
煮熟了稀饭
漂好了笋
一家三口
在满口假牙和病喘不歇之间
最小的孩子
提起猪食桶
摆好盐巴味精
猪的晚餐
人的宵夜
只由得他一人承担
只不过是写出来而已，这道理跟“写诗”一样，只是写着。没有“上帝”，没有解释，没有评价，语言就像流出，先是“鸡鸭”，接着“丝瓜花”，“捡柴人”跟来，稀饭煮熟，哦，还有那“最小的孩子”。如此而已。
罗文斌的《给外公的信》：
你走了很久那是我不明白的
单向行程
墙上的黑白照拖着
一次没有返程的离开
妈妈说照片上的人
是你的外公
爸爸说 坟头里睡着的人
是你的外公
这个我并没有见过的人
可不可以问你
要个地址
我给你 写一封信
《给外公的信》没有“信”的内容，只有“我”的“心里话”，一个小小孩童的纯真之言，夸饰远去，渲染缺席，甚至看不到任何“痛哭流涕”的迹象，也许是“童言无忌”？只一句：“可不可以问你/ 要个地址/我给你 写一封信”,足够了。
当然，以上只是从他们的诗里各挑出来的一例，不足以“概全”，下定论，但他们的整体倾向是明了的。他们有着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热情”，此次精选出来的作品可能只是他们写出的一小部分，他们又不缺乏超出年纪的“成熟”，至少在诗歌里平静的气氛里可窥一二，他们尊重语言，尊重对象，也尊重自己的内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谦虚，我曾与他们中的三位接触过，一点没有某些“恃才傲物”者的“狂荡”，而是含蓄的，还带着点难以觉察的害羞。这让我坚信，此时代的诗歌写作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可为，我也明白，他们只是无数坚守此道的写作者之一群。
诗集的名字叫“哑谜”，刚好跟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张力，颇有意思。据说“哑谜”还是一种“行为”？更具趣味。就诗集而言“哑谜”恰好是一张面具，或者就是面具本身，唯有揭开这“面具”，才能“直面”；就“行为”来说，“哑谜”好似一场“默剧”，重要的并非声音，而是“行为”，至于是否打动人心，且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总之，“哑谜”暗示着更多的可能性，期待他们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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