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二代弊政论  ——探讨历史的症结

        宋明二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所行之政既是传统政治的延续发展，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损益变化，其优弊各有千秋，本文则简要比较北宋和明二代之选官制度、文人政治、朋党之争，就其弊处展开论述。笔者在这里所言之弊政并非“政”本质上存在弊，而是它们的存在或施行对于当时乃至以后的政局产生的弊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制都会存在难以消弭的弊端，之所以选择此三者，是因为笔者将此三者深层次理解为一个整体，三者相互联系，逐次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浅论，形成对于传统中国政治上的绝对单一和多元一体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汉承秦制，唐继隋风，政治之发展，非如昙花一现必秉烛夜游方可观其真容，政治实则如丝，绵延不绝，故欲观政治，必剥茧抽丝，欲知传统中国政治之弊端，也须剥抽历代，本文则从宋明之选官制度、文人政治、朋党之争剥抽之。

宋明二代弊政论  ——探讨历史的症结

一、    选官制度单一化之弊

唐末藩镇，五代军争，天下播乱几度春秋， 赵匡胤一眇眇之身借陈桥驿黄袍加身之举，登极建立北宋，他深谙唐末五代变乱之根源在于一派武人操持政权，故他欲大定天下，大宋基业万年，必先消弭自身政权内部存在的武人势力。历安史之乱至陈桥驿之变，时隔百年，政权中之官吏已非中央朝廷正常之选拔，乱世纷争，又值武人崛起之时机，赵匡胤自身亦起于行伍之间，而并非依靠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入仕途的途径而升迁，故他深知中央朝廷对于人事控制权的丧失才是群雄并起之原因，深感无中央之唯一选拔官吏制度之弊。天下人于无路可走之时，路即多元化，但路太多则不利于控制精英人才，精英人才不控，则群雄并起。对付精英的最好策略即把精英纳入体制之内，于此赵匡胤不需独创策略，隋唐早已有之，即科举制度。科举制虽隋唐早已有之，可隋唐在国家政治总体的局面上仍是贵族之政治，选官制度仍存多元，但是到了宋代则出现了大变革，赵宋之立国理念笔者理解为以最大之限度容纳最广之人才，终其北宋一代，官员数量之膨胀，令人咋舌。钱穆《国史大纲》中有详载：“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宋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为遂例。”

北宋一代，科举制渐趋完善，政府授科举之人以无上荣光，重赏之下士人皆望通过科举而实现人生之理想。有人谓科举之行乃是社会流通性增强之表现，我意亦如此，但是政府通过给予唯一的流通途径则会缩小社会上下流通之渠道，这样的目的已不再是以选官为基础，更深层次的在于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虽然宋代亦有恩荫之途径，但非正途，对全天下之控制还在于科举之制。赵宋之策不可不谓之高，将有可能成为反对者纳入体制之中，进而内部消弭，从为政者之考虑，此本无可厚非，但于国家长久而言则有不当之处，一味捧高科举入仕途，而忽略军功、察举、征召等途径，于国不利，且说军功受爵之徒，商君此法而强秦，定有可取之处，而宋代自立国起，强敌环饲，辽夏金蒙未曾断绝，军事之重要而无军功入仕之具体措施实在不利怎么怎么样补充一下就好，纵使是一代名将狄青，亦是死于猜忌之中。况且在选官途径单一的形势下，朝廷人才也会呈现单一化，社会上的实用人才难以受到重用，朝廷政治被发迹于书本考试中的人掌控，虽然在短期来看对于国家政治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从长远看来国家政治不再政出多元，山林江湖之人才不可尽为国家所用，治国的理念缘于读书考试之人，治国之实际实施者也是读书之人，当政权为读书之人掌握，而这些读书人又都产生于赵宋统治者实行的科举考试时，考试选官制度就保证了中央对于人事权的绝对控制，中央也牢牢控制了政权。但是以考试选官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武人干政，可是谁又能担保文人就会老老实实奉公行事呢？通过最高统治者开辟的单一途径跻身政治的文人又会不会成为骄纵擅权的武人势力呢？我认为宋之弊政一在于选官制度之弊端，乃是途径单一之弊，而并非科举之弊，科举选官之弊则又与宋代文人政治之弊端勾连密切。

较宋代之选官制，明代之选官制是一个由多元走向单一的过程，洪武年间，天下初定，朱元璋知可马上打天下而深具不可马上治天下可能是版本的问题这句话到了我这里就怪怪的，朱元璋除了依靠科举选官之外，还行学校贡举制度，此制于大乱之后十分必要，府州县学校之师生皆可升迁，国子监更有“历事监生”之制，即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一时之间，官场布列，以大学生为盛，“洪武二十六年，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等官，为四方大吏尤多。台谏之选，亦出如是。常调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上官”。

除学校贡举之外，明初还历行察举之制且罢废科举制度长达十数年，中外大小臣工皆可推举，选拔人才，不拘一格，由布衣而登台阁者不可胜数，一时之间，选官制度呈百花齐放之态，至永乐年间此制仍在发生作用。 而随着海晏河清，承平日久，多元化选官制渐次恶化，科举制度选官日益成主要之途径，而学校贡举、察举则逐步势微。 明中期以后，非科举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能入内阁，当官员的选拔标准被标准化，人才的选拔、官员的升迁已不再是不拘一格，一国之政若由单一之人才选拔途径所治，久之，政必衰微。途径的单一化已成主流而不可变，那么再言单一之科举，科举在内容考核方面亦由经义变为八股，今人所诟病明清科举者，亦在于此， 顾炎武曾对八股评论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而明代八股实行之初，以四书？义取士，实行统一考试之标准，科举推行日久，士人逐渐不读四书全文却只专注于考试之条文，终酿为考试而考试之局面，终致人才不古之势。 出现此种结局可谓单一八股取士途径之必然结果。

故我认为明代选官制度之弊端在于放弃多元，放弃多元之后又将单一之科举标准化、固定化、模式化，就控制知识分子而言，虽满足了君主专制王朝暂时的需要，但从长远看来则过犹不及，单一科举制下之文官阶层已在发生改变。

宋明二代弊政论  ——探讨历史的症结

二、      文人政治之弊

政治追求稳定，可是不能追求固化，传统政治总是文人大行其道，而政治之精髓在于一张一弛，制约与平衡才应当是政治之道，文人政治的发展若超出了一个度，那么整个政治的发展就会走向衰落，当一个政权自身政治走向衰落，那么衰落已经走到了终点。

宋代的文人政治是中国士大夫在政治上发展的一个高峰，但以文人为主体构建的政治体系却成了束缚宋王朝发展的重要藩篱。重文抑武是宋王朝的立国理念，太祖赵匡胤从乱世中建立政权，深知不能再让军人操持政权，故有意抬高文人地位以贬低武人地位，他认为用儒臣治理国家，纵使儒臣贪腐，其害亦不及武臣十之一也。对于文人的尊崇，赵匡胤在太庙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后继者更是优待登第之进士，进士只要进入殿试后就不会黜落，统治者之所以大力崇尚文人，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要将社会上武人参政的局面转变为文治的局面，在统治者从国家层面的设计下，以文人构成的官僚集团逐渐庞大，文人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国家的发展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后人看宋，谓之积贫积弱，而积贫积弱之原因来在于“三冗”，而“三冗”之根源则在于宋代之文人政治，三冗为何？冗兵、冗官、冗费，皆与文人治下的体制有关。

首先说文人政治弊病之一，重文抑武是北宋的立国之策，但宋代之君不得不直面北敌之威胁，统治者忌讳军人又需重用军人，内外纠结之下，故以文人领兵制衡，文人领军如绵领虎，久而久之，虎亦成羊，宋建立以后，因有敌在外觊觎，军队不能复员休整又加军队战力下降， 当质量不足以解决问题，就在数量寻求突破， 据史料记载，太祖开国时有兵二十万，至英宗时已达一百六十万，如此庞大之军队，却仍不能使宋居于有利之地位，养兵防兵的宋后来终亡于无兵可用。为何宋军如此之重却不能再造汉唐时军队之雄风？实乃文人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太重的地位，时人有“收复幽燕之地亦不如状元及第”，国家自上至下裹着一层礼貌文臣的外衣，与之相比武将则相形见绌，国家尚武之风不再，对内文臣集团庞大之弊病逐渐显露，对外亦不能取得有效优势，国家政局逐渐走向了衰落。再说文人政治弊病之二，北宋重文抑武的立国理念在行动措施即前文所述之选官制度，既要重文，就得选拔文人以充朝廷，大量地选拔官员进入体制内部进而导致了冗官现象的出现，仅宋太平兴国八年应进士者就达一万零二百六十人之多，科举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各地，三年一试的定制即成于宋代，如此全国性地开科取士，虽然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但是骤然膨大的文官集团还是带了许多弊病，其一，官员数量大量增多和机构重叠，导致人浮于事，国家行政成本增加，政府行政效率下降；其二，必然导致财政开支之增加，国家与人民负担加重，宋代文臣官俸之优厚，前后朝代不能及也，时人称“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即最好的证明，由于统治者重文和文官集团的庞大，除官俸开支之外，国家财政还负担有与文臣有关系者的恩荫、恩赏等，由于文人政治之施行，国无武力，却耗尽了财力。

宋代的文人政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政治局面，统治者竭力抑制武人，然而不能根本解决军事上的危机，又想竭力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臣有一种有效的控制与教养，结果终致有兵而不能用，有臣而不能得其力。

明代的文人不复有宋代文人之宠命优渥，但是文人成为政治生活之主体却是依旧保持了下来，明代的文人政治因为受其所处时代特性的影响而成为专制皇权之产物，文人已非政治体系中重要角色的扮演者，而只是执行君主意志的工具而已。

在明代的文人政治之中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莫过于内阁，而内阁之兴缘起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废除宰相制度之目的在于强化强化君主专制，废相之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身边虽有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处理政事的顾问，可是大学士没有实权，只是一个顾问班子而已，事事的处理都是皇帝的旨意，故内阁的兴起已经是专制独裁的附属品，文人在其中焉能有什么大的动作？就算有也只是修补匠的性质而已，不可能对王朝有什么革故鼎新之举。文人在政治中已不能与唐宋文人在政治中那样具有较强的个人理念，明代的文臣首先不是一个臣，首先是君主的一个奴仆，是体制的绝对效忠者，这样的文人政治不考虑官员的办事能力，尤其考验君主的独断能力，朱元璋、朱棣等还能驾驭，可是能指望后世之君皆有太祖成祖般韬略吗？这本身就是明代文人政治的弊病之一，一旦皇帝怠政，本是顾问性质的内阁成为中枢机构的实际决策者，皇帝个人无意之中给予了内阁名不正言不顺式的相权，朱元璋无形之中建立此制度时已经埋下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朱元璋的种种措施只是考虑如何设计来防止臣下专权，何曾考虑过君主的怠政而引起的臣下的专权呢？由于君臣之关系转向主奴性质之关系，臣下具备了专权的可能，故明代的文人政治的发展自洪武之后受权力的影响太深，以往良好的学术风尚、淳朴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修养为基础的文人参政渐次在发生改变，而文臣之危害在某种程度上尤甚武人。上述只是中枢内阁一个总体上的态势，而究其文人政治中之文人，由于明代中叶起，选官制度由多元走向单一化，官僚队伍千篇一律化，标准化考试出身之官僚腹中空空学问日浅，已不能在政治上培育出自己的理念，更不能以自己之理念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文人们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已经只是一个办事的工具而已，僵化的文臣队伍进而僵化了明朝，而且明代的政治又奖励风闻言事，于是为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久之，空论误国，风闻言事本是以事实为根据作适当揣度，而明中期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又臣工以偏激言事立异，空谈议政有无新的有效建议，表面披着道德外衣的论述看似有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贻害无穷，仅举一例佐证文臣空论误国之事，明末流寇肆虐，孙传庭守关中，朝廷文臣以其逡巡不敢待敌，朝廷屡旨促战，孙传庭后被迫出关作战而死，明朝再无一人可敌李自成，明朝也走向了终点。本来文臣之间讨论议政本是正当之举，可是明代的文人扭曲了言事之目的，文臣的言事已经不是就事而论，实是就人而论，某些时候，只是为了就论而论，这也是明代文人政治弊端之体现，文人不能在政治体系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只能在嘴上放大炮了。

政治之道在于制衡，而明代文人政治因为浓厚的专制工具特色，文人实难以拥有自身的政治理念，既然注定是专制体制内的工具，文人出身的官僚只需要在政治的舞台上按照事先编制好的剧本排演即可，至于剧情会发生什么翻转，那是导演的事，与各位演员又有何关呢？明代文人政治之失在于统治者竭力排斥文人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只欲文人成为工具，而明朝也亡于了这样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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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朋党之争

政治本允许争端，有争端才有讨论，有讨论才能知其足知其不足，但传统中国政治上的争端总是能发展成为朋党之党，朋党之争以争为争，初期以政治理念分歧为阵营，久之则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朋党不止，国难不已。

宋徽宗有一年号，名曰：建中靖国。此年号何意？乃是宋徽宗欲消弭党争之害，使国家走向一条中庸之道，可是未曾建中靖国，靖康之变就牢牢印在了耻辱柱上。北宋之亡，实亡于延绵数十年之党争？北宋之党争又起自何时？其发端又是一何种形式开展呢？首先从熙宁变法来看，北宋大规模党争起自熙宁变法中新旧思想之冲突，乃是一种政治理念之争端，亦或是一种态度之争端，钱穆则认为是一种地域上的南北之争，新党多南人，而旧党多北人，本来是一场政治理念的分歧争端进而演变为官僚集团北部派别之争。宋代官僚集团南北之争，非熙宁变革时才有，自宋立国之初就已有，立国之初，北方政治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官僚阶层中也是北人占据高位，从宋初开科取士来看，北方仍居于领先地位，但是总的趋势已经处于下降了，而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逐渐赶超北方，南方官僚集团也期在朝中占得一席有利之地位，南人的崛起，为了抗衡北人，北人为了抵御南人之冲击，双方以乡人互为朋党，争执于朝堂之上，已非为国家大局而争执，亦不是政治理念之争执，只是利益的争夺，当党争与利益挂钩后，大规模的党争才宣告到来。宋代的党争，在我看来亦是君主分权制衡之策略，在君主控制之下的党争，君主作为一个仲裁者出现，平衡各方政治势力，实现君主一人权力之集中，譬如宋初有南人不为相之习，此乃君主之统治中心在北方，统治集团以北人为主之原因，可是宋仁宗任命晏殊为相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局面，这可能是宋仁宗以南制北之策略，利用南北官僚集团之争，实现政治之平稳发展，且君主干预党争在北宋一直存在，又如宋哲宗时，北方已经式微，北人在科举上已经难敌南人，为了平衡南北，朝廷下旨南北分卷科举考试，统治者此南北差别之举蕴含的意味深具平衡手之精髓，在不同的争端之中实现各方的平衡。但是这样的平衡是很难以维持的，熙宁变法之初新党排斥旧党，元祐更化之后旧党尽斥新党，往后反反复复，政局不断动荡。宋代之党争甚者，必属于洛蜀朔三党之争，此三党本为旧党之三派，三党之理念在此不作详细论述，洛蜀朔三党分歧日益明显，本是学术上理念的不同，却因与政治挂钩，争口舌之利，实不可取。内部的分歧终于导致了宋王朝严重的内耗，房子已经十分腐朽，却无人出来维护，因为一方维护，另一方就首先在如何维护、怎么维护、谁来维护展开攻讦，纷纷扰扰，终于有一天房子轰然倒塌。

政治本允许争论，可官僚们却很少以公心对待分歧，常以私心待之，将政治派别中的学术理念对立与政治挂钩，进而与利益挂钩，党争演变为了利益之争。

明代之党争较宋不同，由于明代专制程度的更甚，官僚阶层已经不可能像唐宋时那样在学术上“百家争鸣”，所以明代的党争已经不是治政理念之争了，明代开国之君也不需要官僚有什么个人政治理念，最大的理念就是唯君诺诺即可。

既然官僚阶层失去了理念上分歧的导火索，那么为什么官僚们仍旧走上了党争的内耗之路呢？这就与前文所述的明代选官制度和文人政治挂钩了，官僚队伍选拔的标准化已经在根本上肃清了官僚本质上理念的不同因素，文人构建的官僚队伍已经逐渐奴仆化，官僚们之间已经不会就地域、理念而结党斗争，因为专制皇权的需要，内阁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焦点，明代党争已经白热化，已经鲜明地具有了为权力而斗争的色彩，明代的内阁大臣如夏言、徐阶、岩松、张居正、申时行等皆是倾轧而上位倾轧而下台，文臣之间的斗争常冠以道德之名义，大臣们虽然没有结成很大的团体派别，且不以党争之名而争，可是不以党争为名的倾轧的危害更大，因为历代皆严禁大臣结党，不以党争之名，皇帝一时难以察觉，潜在的危害更剧。加之因为明代特殊的政治结构，党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臣与内官的结合，由于内阁权力的的掌舵者是皇权的附属品，而皇权的拥有者皇帝深居内廷，内官更容易揣测皇帝之意志，而明代的政治就是大臣按照皇帝意志办事，为了能与皇帝保持一致，内官与外臣选择了结成同盟，最著名的就是冯保与张居正，这样的结党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这样的同盟更易在官僚群体中树立反对者，反对者的出现代表了争端的出现，家里人发生争吵不过一家之事，国家的中枢大臣们的争吵即千万家的事，明代的内阁制度实际上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明代的皇帝也不像宋朝皇帝那样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存在，正是明朝皇帝之不偏不倚之举，反而助长了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争夺，皇帝不偏倚任何一方，潜在第告诉各方皆有机会，岂不会加速党争？明代之亡，某种程度上亡于党争，自明初胡蓝之狱，明中期夺门之变，万历年间内阁倾轧，为祸日久，朝政日衰，明末阉党、东林党之争可以说是压死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代的党争，我们很难看到官僚们因个人理念之分歧而引发的党争，它们都是围绕皇权而展开的党争，诸君都像成为皇权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埋葬了皇权。

宋明二代弊政论  ——探讨历史的症结

四、难逃历史的循环

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延续了数千年，其优弊之处于今人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宋明二代弊政之比较研究展开，纵向上的宋明比较及横向上的制度比较，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得出宋明二代弊政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政治逐渐工具化的产物，都是统治者稳定政权的必然结果。而不同之处在于，北宋所行之政的弊端在于单一的重文抑武立国理念阻碍了后来的多元化发展，观北宋一代，文臣之昌盛，前后无人可及。明代之政的弊端则在于君主一人绝对强权的体制下没有出现可以有效支撑这个强权体制的配套制度，皇权至高无上，臣下只是作为附庸的存在。

本文从宋明二代在选官制度、文人政治、朋党之争中存在的弊端下笔浅论，将三者深层次里存在的逻辑关系理解为一个整体，三者相互联系，逐次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宋明二代的政治体制，影响了两个王朝的发展，此浅论虽不能纵览传统中国政治弊端之全貌，但是也可窥视其一斑。

从两代三政的分析中看来，政权要稳定必然要在统一的制度下、统一的国土里一体存在，在一体存在的基础上多元发展。笔者认为传统中国政治的弊端根源还在于历代皆在政治理念上追求单一式的大一统在作祟，认为政权的稳定在于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官员、统一的措施等，可是北宋和明代竭力想从中央控制一切来稳固自己的政权的最终结果却表明，在行政上存在的绝对单一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必然带来许多弊端，政出多元一体发展则并没有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生根发芽从而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