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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名为《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当时多为人们所传颂：“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演讲稿的起草者，就是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蒋介石之“文胆”----陈布雷。
1948年11月13日凌晨，在服用了大量安眠药之后，陈布雷在其南京的寓所中孤独地弃世，死时嶙峋的右手中紧紧地攥着一封留给他一生所追随的蒋介石的遗书，长年受身心疾病所折磨的陈布雷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在遗书的最后，陈布雷将其参加革命二十余年来之披肝沥胆之情向世间留下最后之陈说：“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从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其对蒋之忠心无二，也流露出目睹党国沦亡态势之无望，和为此感到无能为力的深深自责。
早在1941年，周恩来就一语道破了陈布雷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敬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身为一代才子却受制于时代形势，为蒋家王朝服务而背叛了人民，他的死也为蒋家王朝的覆灭吹响了末日挽歌。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生于1890年，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年投身于新闻业从事记者工作。在《天铎报》任职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1934年应蒋介石之召,陈布雷由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职进入蒋的核心幕僚圈,以帮助其起草、修改各类文稿,并于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管党政事务)主任,至抗战后侍从室建制取消转任中政会秘书长,陈布雷始终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倾力对蒋进行辅佐。
在陈布雷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国民党决策中枢的陈布雷，是怎样为蒋介石处理冗杂的日常事务，又是怎样在派系势力之间游走，以及怎样在书生本色和御用文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最终选择以死的方式向他倾注毕生心血的政治事业作出深情告白。
事实上，蒋介石非常信任陈布雷，对其向来礼遇有加，多次批准其休假，又将多年日记交由其来修缮、整理，重大活动也多会带上他，而且平日里一直称呼他“布雷先生”，这在蒋介石对下属的称呼中，是非常罕见的。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生活上也很关照他，把他当做家人来看待。陈布雷生性简朴，不讲究吃穿，只喜欢抽烟。宋美龄也抽烟，所以经常从国外带一些好烟给他。节假日时，还让厨房专门做他喜欢吃的菜送过去。在重庆期间，当时物资贫乏，宋美龄知道陈布雷身体不好，每天还让人给他送去一磅牛奶。
但事实上，在革命同志的外表之下，蒋陈二人实为君臣主仆。对蒋介石而言，陈应该以其超然于各派势力的身份，为蒋居间调停，使各派均服从于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但这根本不符合陈对自己的期许，也难以驾驭如此繁重的工作。
在1942年，陈布雷曾经在日记中反省自己，认为“数年来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对朋友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其根本原因是“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一边是毫无兴趣地苦苦维持，另一边蒋介石又对其侍从室抱有较高期望，，多次要求侍从室扩大组织业务，以助其实现各种政治野心。
陈布雷为此上书明言不同意见，他认为“二处应当以精干的队伍实现高效率的行事风格”，但此举遭到了蒋的屡次批评和不满。陈为此感到更为忧虑，以致“常患脑炫目昏之症，脑力衰竭”，甚至有“自责”“自弃”之心理，因竭尽全力而无法满足蒋之愿望，而感到唯有惭愧之情以面对。至此才意识到蒋的期望绝不止于“以文字工作给事于领袖左右”。这时陈布雷的身体精神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退居幕后从事辅助工作。
此后陈布雷虽多次得到休假机会，但因有赖于陈在各派系之间发挥的协调作用与文字能力，陈不得不驱使自己日渐衰颓的身体为蒋分忧。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为激烈，正可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时国民党内部已经剑拔弩张，呈现出毫无遮掩的分裂态势，甚至泛起对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挑战。与陈交好的张道藩日后回忆道：“国民党的失败，如果说派系斗争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布雷先生周旋于各派系之间，尽调协维系弥缝之责，实在是他对于党和领袖的最大贡献。”
而在陈布雷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素来疼爱的小女儿陈琏亲近中共以至于遭到国民党逮捕的一系列事件，不啻于是对他精神的重大打击。尚在读书的小女儿陈琏与其闲谈之时，已经出现了“见解终不能一致”的现象，这对终身追随三民主义，效忠唯一领袖的陈布雷而言，家庭内部出现的直接“反叛”，始终不能坦然接受。1947年9月，陈琏与丈夫在北平被捕，陈布雷因其特殊的立场地位终究“无法过问此事，念之殊为闷闷”。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到12月陈琏得以获释回家，陈才感“余三月来之忧愤悲慨为之稍慰。念其因远离而受欺，则又怪余之太大意耳。”，陈布雷对其女儿的疼爱愧疚之情可见一斑。
在陈布雷生命的最后一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境地,而陈仍为“行宪国大”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奔走,以维护蒋介石的权威。此时陈布雷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日习见的失眠、目眩、头痛等症状有增无减,所服用的安眠药几近失效。更令其脆弱的精神状况备受打击的是,目睹服务数十年的党国逐步走向灭亡道路,而又苦于无力为之再次尽力效劳的现状。日记中随处可见“余身体衰弱至此,且知识暗陋,才具短绌,徒知焦忧,迄无丝毫之裨助。近来对个人之健康与服务能力,绝对丧失自信。回念二十年来以身许国之初衷,真觉无地可以自容” 等言辞激烈、情感抑郁的表述,不难想象陈布雷此时身受长期的病痛困扰,心积多年积郁的负面情感,此种不堪之负最终压倒了他。
仅仅三个月之后,作为蒋介石拜把兄弟的戴季陶亦选择同一方式离世,当天蒋在日记里写下:“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至此,使友好悲绝自杀,其罪愆莫大”。悲痛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同样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陈琏被错误地判为叛徒，遭到批判。
1967年11月19日，深感绝望的陈琏选择了自杀。一对父女揣怀不同信仰并皆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却双双落得这样的结局，想来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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