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一漂客
捡成是我二哥。1966年出生，属马。
二哥的上头是我大哥。小时候，听母亲说，我大哥的上头还有一个男孩，从小夭折了。
在母亲连续生了我大姐和二姐之后，父亲母亲都是极想要个男孩的。所以，二姐脚下那个夭折的男孩，对于在那个重男轻女年代急切盼着生儿子的父母亲来说，是有些打击的。所以，当年生了我大哥之后，以母亲的话说是“含到嘴里怕化了，放到地上怕摔了”。
因为害怕大哥再出啥岔子，生下之后取名“女子”，并且给他打了耳洞，戴上一对银棒槌耳坠。在一个偏僻山沟极度贫穷的家庭里，那样已算是很受宠了。
后来“四清运动”开始了，因为大哥男孩取了女孩的名字，并且打了耳洞戴了银棒槌耳坠，我父亲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被拉去批斗。那时候都是白天上山干农活，晚上叫去挨批斗。连续批斗几天之后，父亲撑不住了，有天夜里回到家就失声痛哭，第二天起床就把大哥耳朵上的一对银棒槌取下来扔到门外，扔得老远。
据说母亲和大姐都出去找了好久，最终也没能找回那对银棒槌。
不仅扔了大哥的银棒槌耳坠，“女子”的名字也改为“成子”。母亲后来回忆说，就因为有了大哥头上那个儿子夭折的经历，极其希望这个儿子能成（健康地活下来）。
每逢母亲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就会想：莫非那次给大哥改名真有点效？继“成子”之后，母亲又接连生了我们四个儿子。
二哥取名“跟成”，言外之意，希望第二个儿子跟老大一样都能成。
在那个年代，在我们偏远且极度贫穷的山区，医疗条件极差，整个乡里方圆十里才有一个卫生所，只有品种极少的几种药。我印象里，在那个年代，孩子出生以后夭折很常见，常见到生身父母几乎不会因为孩子夭折而太过伤悲。并且，未成年的孩子都没有任何的安葬仪式，也不能埋进老祖坟的地盘，大多数是用破席子卷了尸体在荒山野地里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就埋了。
我脚下有个排行老五的男孩只有几岁就夭折了。我至今都不清楚埋在哪里。
二哥从小就是多灾多难的。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次大姐在做饭，正在舀开水时，被二哥撞到胳膊肘了，满满一瓢开水倒进他脖子里……在医疗条件简陋且手头十分拮据的年代，无奈无助的母亲只好翻几座山去找“仙姑”给治病。先给二哥拜了干妈，后来让干妈陪着去一个“仙姑”那里给改（赐）了名，把“跟成”改为“捡成”，意思是在路上捡回来的容易养活。
二哥只比我大四岁，好像比我懂事很多。在他自认为有把力气的时候就辍学在家帮父母干农活，他个头不高力气不小也能顶一个劳动力。言语不多的二哥一年到头总是默不吭声，上山下田，没见他喊过累叫过苦。
后来我才明白，家里缺劳力只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交学费。
我记得小学二年级一个学期两元学费，直到快要放暑假我都没能交上。为这两块钱，班主任老师在班上点了我好多次名，我回家问父亲要一回就会挨一回骂。
二哥辍学之后，在下地干活之余就去山上挖药材换钱。柴胡、前胡、黄姜、沙参、麦冬、金银花、柏米，春天还满山遍野去翻石头捉蝎子。
辍学之后，靠着空余时间搞药材，二哥成了家里最早“勤劳致富”的人。虽然他手里有点零钱，但从来舍不得花。总是在家里极度困难的时候，他慷慨解囊，去买几斤盐或煤油、柴油。
别看他念书不行，农家手艺活儿他样样都敢摸索着做，木匠活、篾匠活、泥瓦匠的活，编草鞋，用麦秆编帽子，他都学过，也都敢做。
我印象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能自己学刻章。用废弃了的小钢锯条磨出一个斜角的锋利刀口，再用废弃的牙刷把，截断一节，把断面磨平后刻上他自己的名字。
刻章这个手艺，直到今天我都没学会。
二哥就算哪天没上山干活，在家也是闲不住的，这一点像极了我的父亲。
1985年，我才去镇上读初中。镇中学离家十多里路，我是带着米、面、苞谷碜和红薯等粮食住在学校附近自己做饭吃的。每周回家拿一次粮食。
初秋的一个周末，我挑着担子刚出门，正在外面垫牛圈（用铡碎的青草沤农家肥）的二哥放下手里的活，热情地问我挑不挑得动，并执意说要去送我一段路。
我忙说：“不重不重，我能挑得动。”
二哥站在山墙那里望着我走了好远一段路。
也就在那个周（记不清周一还是周二），父亲让二哥进一趟城，去找在城郊中学教书的大哥拿点钱，家里要置办彩礼给大哥娶媳妇了。
二哥在那之前从未进过城，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翻山越岭到镇上赶集或卖草药。
从小干着农活却吃不饱肚子、上学没钱交学费的二哥，进城连路费都舍不得花。在从城里往回转的时候，遇见往我们乡里拉化肥的大卡车，那个卡车司机常年拉化肥在我们村上下到处跑销售，二哥大概是认识的，为了节约两块多的车票钱他就坐在装满化肥的车箱顶上往回转。半路上突然下大雨了，在一个下坡带拐弯的路段，二哥从车上摔下去了。
卡车司机继续开着车走了。我至今不知道司机当时是真没发现人摔下车，还是发现了又害怕受牵连便装着不知道就直接走掉了。至今是个谜。
那个路段旁边就住着人家，等雨停之后，住在路边的人跑去看，头部血肉模糊的二哥连滚带爬已在路边的河滩上了。路边住的人一看伤势严重，没敢动，大声吆喝村里人，看有没有人认识二哥。直到第二天才有人在二哥裤带的钥匙串上看到有个牙刷把刻的章，字很小，过细看刻的名字是“李才昌”。正好附近村里有很多姓李的，也有很多叫“李*昌”的人，估摸着是一个家门，就赶快去喊人。闻讯赶来的一群人当中正好有我家门的大姑，她一眼就认出她侄儿。
大姑和村里人赶快用木板车把二哥往乡里医院送，半道上，二哥断气了。也就是说，从二哥摔下车到断气，至少有24小时。二哥经历了疼痛、经历了淋雨、经历了黑夜里在河滩上挣扎……
二哥被送回家那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亲戚去学校接我回家。他先跟班主任讲明了情况，却瞒着没有跟我讲，只说我二哥病了，要我赶快回家。路过镇上的包子铺，亲戚顺便买了两个包子给我吃。
亲戚领着我回家，翻山越岭十多里，一路上几乎没怎么说话。等我走到院子里，看到一群人在做木活儿，这时候亲戚才说二哥走了。
我流着泪走进屋里，看到二哥被平放在屋里的地上，从头到脚盖着一条破被单，母亲和姐姐们已经哭得没有眼泪了，都没有说话。院子里的人们忙着做匣子（比棺材简陋很多不刷油漆的简易棺材当地称为匣子）。当地未成家没有子女的年轻人去世大多是这样安葬的。
匣子做好就立马入殓、盖棺。我至今都记得有人轮着铁锤砸长铁钉封上棺材盖的情形。
接着就送上山，照例没能进老祖坟。安葬在我们从小放牛的山坡上。按当时的惯例，二哥已是生产队里的劳动力，落棺之后，生产队长要在现场召集村里人开追悼会，队长发言极为简短，大概是说：“李捡成一生做人诚实，干活踏实，一个老好人这么年轻就走了，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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