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第一章第3-5节读书笔记
作为西方文化传统之特性的政治理论
在第三节，萨拜因再次表明，政治理论更多的属于哲学-科学的文化传统和话语方式（a philosophic-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style of discourse），而与诗歌、音乐、美术的那种文化传统不同。
前面已经介绍了什么是政治理论，这里萨拜因点明了什么是政治理论家：
政治理论家把建筑物视为一个整体，涉及它的整个发展计划，并且为了整体的成功而对不同方面进行调整。
【萨拜因对政治理论家的这一定位无疑是有问题的，他预设了政治理论家自身面对政治理论的态度，但是这一点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写史是很有代表性的。】
萨拜因在这里批评了时下的一种倾向，就是当代人常常把古代人的科技和哲学与当代相比较，从而突出古代人的落后，但实际上应该从历史自身发展的背景去理解古代的思想。
基于这一点，萨拜因认为如果我们想认识作为人类扩展部分的政治理论的性质，就必须根据政治理论发展的背景去理解它。故而，萨拜因确定了接下来的任务，一是分析希腊文明得以出现的条件；二是探讨知识在哲学和政治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所具有的风格和样式。
希腊人以前的文明的发展
关于希腊人以前的文明的发展，有这样两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是农业文明的产生。公元前6500年，在中东的某个地方，人类生活第一次由打猎、采集和放牧转变成了农业耕种。
这里萨拜因强调了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今应该是被批评的比较多，但不可否认，文明起源的水利说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种水利说，萨拜因大致是如此论述的：
首先，显而易见，农业的耕种需要及其有利的条件才能演进成文明。
其次，一般认为文明最早产生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the Tigris-Euphrates）的洪泛平原。
一二两点可以视为一种假说提出的前提。
第三，也就是水利说的关键的假说部分，其认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存在着各种超过维持最低生活和农耕再生产水平的社会活动为前提条件的。一方面，一条大河在春季泛滥时给土壤所增加的肥力，能够提供剩余农产品去支持人们从事各种具有“文明”形式特点的活动。另一方面，大河的存在使得人类需要去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灌溉工程则需要大规模的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又需要管理者去维持，故而这些管理者（祭司、首领、军事领袖）能够获得某种特权去获取相当的剩余农产品。当这些管理者拥有更多农产品后，就能够雇佣其他人去从事更多的社会活动，如工艺、美术等。
由此，文明产生了。
第二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文字的发明。由上面最重要的文明产生的叙述，我们就不难理解文字最早也是在公元前3100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了。
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发达的大河文明与相邻的较不发达的地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当多的接触和冲突，这就使得发达地区中的文明的一些要素得到了传播。这里萨拜因提到了埃及人的思想方式为希腊人创立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且颇具启示性的参照。
在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说印欧语系的蛮族人侵入了各大古文明，包括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同时他们也侵入了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地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希腊地区。这个入侵，打破了古代的文化和地理障碍，在当时出现了一种融合已知文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萨拜因称之为“世界文明的文化（a cosmopolitan civilization）”和“联合起来的大社会（a common “great society”）”。
直到公元前1000年，中东仍然在继续那种世界性的文明统一进程，并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波斯人的统治下走向了实际的政治统一进程。但是，未来占据舞台中心的是三种边缘文明，印度、希腊和中国。
萨拜因援引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n H. McNeill）总结道：
基于上述成就，古代东方的政治演进达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重点......东方古代文明世界乃是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的；而蛮族世界则受到了有效的威慑。
希腊文明从中东的一个边缘的地位兴起，一直发展到与中东这个古代中心齐头并进并最终超越了它；这个事实标志着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转折点。
政治哲学的创立
这里，萨拜因突出了希腊的独特地位。如果说，印度、中国、希腊都在中东地区没落之后兴起，但唯独希腊，突破了另一个人类发展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是指：
在希腊，政治开始从宗教中分化出来，而哲学和科学则开始从神话中分化出来。
神话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故事的形式，而科学在解释世界时采取的则是抽象的原理形式，即准确、客观的描述。
这里萨拜因提到，现代人理解神话都是作为杜撰的故事来讲的，但是从古代人的角度，尤其是古埃及人的角度来说，神话，就是一种对现象、事实的描述，而非杜撰出来骗小孩的。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尽管古埃及人是用神话的形式来描述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了他们知识的局限，相反，他们对诸多天文现象的观察却是极其准确的。萨拜因如此描述他们的知识：一种精准且极富想象力的数学方法。
这种奇特的知识现象，逐渐发展成了一套极端复杂且神秘的宗教-科学教义，由一个祭司阶层掌握。
值得一提的是，与后来的具有科学知识的希腊人相比，用神话解释世界的古埃及人却取得了更加复杂和杰出的天文-数学的知识成就。
萨拜因如此概括了古埃及、中东的政治模式：
那种政治秩序以一个神王（god-king）为中心，他受到一种神职科层制（a priestly bureacracy）的支撑和支持，而这一科层制中的官员则用那种被提升为一种数理天文学-占星学（a mathematical astronomy-astrology）的神话形式来解释世界。
希腊世界在更为古代的文明的晚期开始接触到古代智慧。希腊人不仅接受了由楔形文字简化而来的字母文字，也认识到了一种天体的、数学-几何学的、“自然的”观念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所具有的力量，希腊人在接受这些东西的同时，逐渐去除了其上的神话形式。
萨拜因援引麦克尼尔的研究说道：
希腊人把他们的基本社会制度即polis或城邦，解释为宇宙。
麦克尼尔提到，在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各种社会政治事务都是依据非人格的、统一的和（希望是）正义的法律加以调整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发现，他们在自然界、宇宙中发现的自然法则，与他们城邦运行的法则颇为类似。这些爱奥尼亚的哲学家相信，这些自然法则支配着他们每个人的生活。
因此，早期的希腊哲学可以被视作，根据宇宙现象，对繁忙且有序的城邦世界，所做的一种朴实且极富成效的构想。
麦克尼尔也提到，根据宇宙现象来分析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情况，在更早的希腊和蛮族地区并不少见。只是，在其他地区，人们要么无奈的受着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支配，要么受着社会上层人物专断意志的支配，并且人们的生活也常受到攻击行为和瘟疫的威胁。这种状况，更能够产生的是强调世事无常且无从预言的宇宙观。
与这些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
不仅古希腊人的生活由一种可以预期的、理性的法律所协调，其发达的贸易也能够保证即便农业歉收也能够获取到必需的粮食，即便是战争，也往往取决于公民士兵的训练情况。城邦为公民在大自然和专断的统治者面前提供了缓冲和保护。这种更加理性、稳定的社会状况，产生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在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特定或具体事件的背后，存在着种种自然法则。
正是在这样的城邦，系统的政治理论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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