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开始，读书跑步没能开个好头。直至今日，新的一年的第一本书才读完。这是读的熊秉元先生的第三本书，刚才又下单了买了熊先生的另外两本书。
读熊先生书，很轻松但是又有一种智识上难以言表的乐趣。很多苦大仇深抽象晦涩的东西被熊先生平实的话语稍作分析，便灰飞烟灭。
以前，特别喜欢贺卫方先生，是那种沉迷地追星式的喜欢。读了熊先生的书，我对贺先生的喜欢变得更加理性化了，感觉更能平和地看待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了。熊先生的书给了我一种更好地解释世界和社会现象的工具。
闲言少叙，先来一个假设的例子：
有六位小朋友在铁路轨道上玩，一个小朋友看到了告示，所以就待在火车不会经过的轨道上；另外五个，没有看告示，所以则在火车将要通过的轨道上玩耍。
不久，一列火车果然疾驰而至；如果你是扳道工，可以让火车由原先的轨道转入另外一条；你会不会让火车撞那一位看了告示“对的”小朋友？
如果按照道德正义的话，毫无疑问，绝对不应该撞向那一位小朋友，因为，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颠倒正误。
但是，如果不是五位小朋友，而是一百位小朋友呢？
你该如何取舍呢？
你心中所坚持的道德感是不是有点松弛了呢？
这个例子或许能稍微松动一下你以前一直坚持的世界观。
在法律界，尤其在教育界（因为我在教育界，感受更深一些），似乎有一些东西让人觉得天经地义，比如公平，正义，自由，个性，尊严等等，如，我们读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荡气回肠，他为了革命献出生命，这难道是自利的吗？
熊先生简单解释到，林觉民刚结婚不久，娇妻才怀孕；他愿意放下家小爱妻，追求一个他所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目标，他不只是自利，他甚至是很“自私”——为了自己所执着的目标，竟然置家小于不顾。
罗素曾经说过，我不会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信仰是对是错。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顾家庭亲人或朋友的遭遇和感受，那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自利甚至自私呢？
经济学是研究分析人行为的一门学科，其前提是：作为人，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理性和自利。如果你不太认同，你看你身边品德最高尚的人买水果的时候，是不是专挑不好的，从而把好的水果给别人呢？
如果，你认可这个前提，那么就可以用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基本的行为分析了。
当然，成本有短期的直接的和长期的间接的，有有形的物质的和无形的精力上的。效益也可如此归类。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道义感很强的知识分子，并不去做细致的分析，甚至一见“成本”和“效益”，就本能地排斥。其实，如果追踪溯源的话，所谓的团结，助人等一些列的道德也只是让人这个群体生活的更好的一种工具而已。只不过这些是人脑子里的无形的思维工具而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地区一个阶段的道德或者信仰了，人们也就只“知其然”而不去深究“其所以然”了。
其实，道德标准也是随着时代和区域的变换而变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比如如今推崇的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其实，放在工业社会，需要大规模车间工人的时候，强调的肯定是“集体主义”，在以商品交易契约为主的资本主义，更强调的是人身的自由；在全国一盘棋统筹的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肯定为强调集体主义。在原始社会，每个人不足以对抗野兽，肯定把“团结合作”放在道德的重要地位。
由此，我想到了如今对衡水中学批判为代表的对应试教育的指责，其实，如果以这种理性自利的思维方式，答案真的很清楚的。
我有一次开玩笑的给我的学生说，如果让你们大病一个月，高考时你们可以考上你们理想的大学比如清华北大，你们愿意吗？班里学生基本都举手同意。我接着说，如果这场病得下来，你们可能少个胳膊断个腿，你们愿意吗？结果没有一个学生同意。
可见，在学生心里，其实也是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不仅是学生，学校，家长等，也都有一个这样的理念。
我见一个教育家在指责衡水中学校长时说，你们可以实验一下，让学生多一点时间吃饭，多一点自由，升学率不会下降的，还可能提高的。 这位专家有点自以为是了，他不知道的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这样的学校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上要比他理性，他们就是这种制度下实验的优胜者，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用他说，他们就会实行的。很多年前，钱理群教授到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课，但中学生不领情就是一个例证。
当然，说这个并不是给衡水中学辩护。而是说，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人们自利理性的特点。我们的教育家在批评的时候，不要脱离基本的人性原理而凭空地大义凛然地批评指责。诚然，越是脱离理性自利，越是站在道德制高点，这样的教育家就越是受人追捧，文章就越容易引人注目。但是，实际上，除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外，对现实地改善没有效果甚微。
思想无高低，制度有优劣。一个思想在没有形成制度影响现实时，怎么讨论都可以。但是，如果要制定一个科学高效的制度，就必须要考虑人性理性和自利的前提。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
吴越
2018-1-28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