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三个字,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是在明代方以智(1611年-1671年)所撰《物理小识》中,书中记到“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说出了那时普洱茶是“蒸之成团”,且销往藏区的。
明 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清 雍正四年(1726),普洱茶做为贡茶开始进贡. 官府采办贡茶很严格,讲究“五选八弃”,即选日子、时辰、茶山、茶丛、茶枝。弃无芽、叶大、叶小、芽瘦、芽曲、色淡、食虫、色紫。其后普洱茶名声大振。檀萃,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在他所作《滇海虞衡志》里已有“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之语。道光年阮福所著《普洱茶记》也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清雍正七年(1729),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就是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政府官员管理方式。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朝廷中央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向雍正上奏:“睿鉴事窃服:云南元江府所辖车里、茶山地方,辐员辽阔至二千余里,摆夷、窝泥等狡诈犷悍,反复靡常…请于普洱设知府一员,钤束化导,并管征解钱粮地方诸务。思茅接壤茶山,系车、茶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六、七千驼,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鄂尔泰所请,当年获准,遂设普洱府,自此官方始垄断六大茶山经营。
清代张泓1776年前后所撰的《滇南新语》中记载﹕“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於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
清代道光六年(1826年),阮福写的《普洱茶记》记载了普洱茶作为贡茶的形态.阮福(1801~1875),字赐卿,,号喜斋,清仪征人,居扬州。官至甘肃平凉知府,候选郎中。他的父亲阮元(1764~1849)字伯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任过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河南巡抚、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福承家学,通经学,尤好金石考据。因为擅长考据,所以在他写《普洱茶记》时,首先从文献上对有关记录普洱茶的相关文字进行了梳理,像《云南通志》,李石的《续博物志》,檀萃的《滇海虞衡志》等文献.阮福都对其中记录的关于普洱茶的语句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对“贡茶案册”中记载的有关普洱茶进贡宫廷的细节,诸如产自何地、采摘时令、制作标准、成品重量、由什么机构办理、进贡哪些茶品.及每年所用经费多少都做了明确记录。今天,“贡茶案册”多已不存,多亏了阮福的记述,否则我们已很难知道这些当日的细节。时至今日, 普洱茶复兴崛起,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茶,各种普洱茶著作、文章纷纷出世,让人目不暇接.但是至今为止,依然没有一篇文章能和阮福的这篇800字的小文相媲美。阮福真是普茶之福。
阮福在《普洱茶记》中写道“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又说”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已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大家注意,此时的普洱贡茶还是蒸青绿茶跟高等级芽、蕊绿茶与茶膏,也就是说皇帝老子喝的可都是绿茶.非我们今天意义的普洱茶。那么进贡任务完成后,允许民间贩卖的那种“外细内粗”,被称作“改造茶’的又是个什么茶呢?
行文至此,先来讨论一个有关普洱茶茶性的问题。民国时(1926年),有一个叫柴小梵(1893~1936)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名叫《梵天庐丛录》.。史称柴小梵早慧, 文名远播,为时所重。积10年之功而成《梵天庐丛录》。其书共37卷,56万余字,1926年由中华书局据手稿影印,出版后大受欢迎,10年间重版4次。内容为明清遗闻掌故。王揖唐在序中评述此书:“凡朝野掌故,秘闻轶事,以及诗文评骘,名物考据,莫不兼收博取,巨细靡遗。衡其体例,盖与潘永因之《宋稗类钞》、朗瑛之《七修类稿》等书相近……要自与今之芜杂剽窃、苟以欺世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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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天庐丛录》书中有这样一条文字记道:“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朋友们都知道,云南普洱茶属于大叶种茶类,茶多酚、咖啡碱的含量很高,味苦性寒。正如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约1719-1805)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记载:“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但是清末民初的人为什么会对普洱茶有性温不寒的认识呢?”性温不寒”,这不是发酵茶的特点吗?清末就有了普洱熟茶了吗?普洱熟茶不是新中国诞生后才有的吗?这些问题不弄明白,就不可能对普洱茶有完整清晰的认知。
说一个常识,大家不要以为自古就有我们现在喝的普洱熟茶,要知道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普洱熟茶从前是没有的,是1973年才在昆明试制成功的.而且当时压的还是砖茶,不是饼茶。因为当时的产品是试验品,经验不足,故压出的茶砖较厚,这就是被市场炒得火热的“73厚砖”.随后,昆明茶厂生产的熟茶砖7581、勐海茶厂的熟茶饼7452、7572,下关茶厂的熟沱茶7663相继问世。说句闲话,作为试验品的“73厚砖”数量很少,但是现在市场上层出不穷。想想看,您能买到真砖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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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接着说清末民初的人为什么会对普洱茶“有性温不寒”的认识呢?。想搞清楚这件事,我们还得要感谢那位清朝的才子阮福了。
阮福在《普洱茶记》里说:“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已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
阮福讲得很清楚,当时云南普洱茶在把高等级的绿茶向朝廷进贡之后,余下的等级较低的夏秋茶跟粗老茶是经商贩们的手在民间贩卖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入商贩之手,外细内粗,允许在民间贩卖,供民间所饮用的紧压茶―― “改造茶”。
那么,这个“改造茶”究竟是个什麽东西呢?古六大茶山倚邦土司曹清明在1910年给当时的思茅同知黎肇元的文书中写道“思茅茶有粗细之分,揉造有搭配之法,如每年二三月间,初发芽茶,茶色俱佳,名日春茶, 又曰尖芽。夏季续发者,色味稍次,仍为细茶,名曰梭边。后此所产,名曰二水,又名泡黄,质粗味薄,俱为粗茶。而递年所出尖(毛尖) 、梭(梭边)二种,不过居十之一二,粗茶占十之八九,除采选贡茶外,所余细茶已数无多。各商号贩运出境,向以粗茶为心,尖梭盖面,揉造成圆,使易行销,故散茶有出关之禁。”曹清明在此讲得非常明白,所谓“改造茶”,就是用较嫩的春茶撒在粗茶压制的茶饼的饼面,起个掩人耳目或者说装饰的作用,让粗茶做成的饼茶有个好看的卖相。
我们找个有代表性的产品,来看一下“各商号贩运出境,向以粗茶为心,尖梭盖面,揉造成圆,使易行销”的“改造茶”有何内在特点。创始于乾隆年(1736年)的同庆号,堪称茶界的百年老号。乾隆年间,同庆号普洱茶就被官府定为贡茶,长期作为贡礼献于皇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商部“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酌量添改”,拟定《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细目》,上奏后得以颁行。同庆号于是向朝廷申领了同庆商标“龙马图案”。“龙马图案”为红色内票,上端有云南同庆号字样,中间是白马、云龙、宝塔图案,下端是茶庄与其普洱茶介绍。百年“同庆号”茶饼内飞上写着:“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内票,以明真伪,同庆老字号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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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行销民间的“改造茶”有两个特点,一是汤色红,二是香气芬芳。汤色红,说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酵,茶红素已经生成。“芬香”,说明茶的自然香气还有保留,说明发酵程度还是轻的,不是很重的发酵,因为如果是重发酵,茶的自然香气肯定是会挥发掉的。也就是说,“改造茶”既有发酵茶的特点-汤色红,还又兼带芬芳的香气。这也就呼应了前面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书中说的:“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不经过发酵哪里会有“性温味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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