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和他的长篇小说
1997年的年初，我被三亚市文联聘为《三亚文艺》编辑。我的工作主要是改稿和编稿。这些事可以放在家里做，不需要每天去坐班。我只须要隔三差五去一趟设在市委办公大楼的杂志社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个人信件以及新寄来的稿件，并从中筛选出一些可以留用的稿件。林老先生就是我在那段时间认识的一个作者。
老先生初次来编辑部的那一天，我刚好在。
记得老人右手上提拎着一只蓝色的布袋，进门时眼神左右顾盼，怯怯的显出一副陌生的样子。我于是主动问老人，您找谁？有什么事吗？老先生迟踌了片刻之后，才说，我想找找编辑。我注意到老先生说话时嗓音有点细，是那种带着琼南港门方言的普通话。我仔细打量了他，身材矮小，清瘦的脸上沟壑纵横，有许多常见于老人脸上的老年斑，一副豁了口的灰牙……看那模样，我猜测他的身份大约是一个逾古稀之年的退休干部。
我对老先生说，我就是杂志的编辑。
老先生随即从手中提的蓝布兜袋里，小心地从中拿出两本厚厚的、用土黄色牛皮纸做封面的文稿，郑重地交给我，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想请你们看看。我接过文稿，随即浏览了一下。牛皮纸封面上的题目是《国共小军官》。
我的直觉是，单就题目来说，觉得起得不怎么样！然后是翻看内文，350格一页的稿纸，每一页的方格内，都是整整齐齐的钢笔蝇头小字。查看了两本的页数，粗略估算了一下，约有30多万字左右。对于曾经从捉笔爬格子直到操电脑的我来说，当然知道这爬格子、数易其稿而得来的30万字的艰辛。想想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单是工工整整的誊抄几十万字（一次）乃至上百万字（几次）的文稿，其工作量简直就匪夷所思。稿子本身的质量暂且不说，单是这工工整整誊抄的30万字文稿和72岁（这个数字是从书的作者简介看的）这两个数字就先让我感动了。于是，我简单问老先生一些关于作品创作的情况之后，就一口答应下来给老先生看文稿。并且和他约好，一个星期之后再跟他谈稿。事实上，我们这本64Ｐ、不定期的文学刊物，每期只有十万左右的文字容量，根本就不适宜发表长篇小说，特别是这一类可读性很差的长篇小说。所以说，替老先生看这部长篇，并且提出读稿意见，对我来说，是一份额外的劳动。
我把老先生的小说文稿小心地包好后带回到家里，每天都抽出一点时间仔细阅读。老先生的作品，就其小说技巧而言，明显的不够娴熟。你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是在用小说的手法，去写自己亲历的人生。其作品应该可以类归为第三人称自传体小说。这部作品展示了老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1930年代未期，日军侵占海南岛，小说的主人公和他的伙伴越海前往大陆湛江一带，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部队。期间辗转于广西、云南、四川数省。抗战胜利后，老先生的所在的部队又参加国共两党的内战。主人公（应该是老先生自己）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之后，又出征朝鲜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后是退伍到了北大荒安家落户。
老先生的经历很有点传奇色彩。作品的主旨意在比较两种军队、两种政权的区别。其亲历亲闻的事件，以及真实的观察，让我改变了以往阅读文稿的习惯。以往阅读文稿，一般是先浏览文稿的前后面几页，看看文稿的语感。凭语感判断作者是否熟练。然后就用一目十行方式浏览其内容。而手头的这一部文稿，我则是按照读文史书的方式去阅读的，以至读得很慢。一个星期过后，才读完了书稿的四分之一。想到与老先生曾经有的约定，我给老先生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还没看完，还需要多一些时间。老先生在电话那头说，不急，不急，请你慢慢看。直到二十多天之后，我再挂电话告诉老人，稿子读完了。两人约定找个时间谈一谈。
这以后我们又有了几次接触。
我在和老人的交谈中了解了他的现状。他1980年代未期从北大荒退休后返回故乡三亚。现在，老先生是随了他的一个当小学教员的女儿居住。据说，为了创作这部小说，老人辛苦了很多年。几易其稿，近十年的退休闲暇时光，全部都耗费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学基础的老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浩大、艰繁的工程，也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关于他的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交谈时，我就曾经坦率地跟他说过，老先生的小说，从文字艺术角度来说，只能简单地达到文字通畅的水准。但文字的表现技巧、剪裁技巧、人物塑造、主题安排、可读性等等，都达不到出版应有的水准。
老人确实有他的特殊的生活经历。可问题是，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你想再让他学习、撑握、驾驭那些繁难的文学写作技巧，然后再进一步提高他的小说质量，这几乎是不能的事。一方面是文学技巧的不足，一方面却是有着丰厚的史料价值和丰富的素材价值，特别是他亲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海南岛南部的独特生活。迄今为h止，我还没看过本土的前人、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写下的文学作品。更何况，老先生在国共两党两军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中的亲历亲感，更是弥足珍贵。
这便是命运所造成的遗憾了。
老先生跟我说，他也曾到出版社联系过出版事宜。但人家说了，如果一定要出这本书的话，需要用一两万块钱买下一个书号，然后是自费出版、自已发行。（如今这出版社真不知该怎么说！）我问过老先生，他自己或儿女是否可能拿得出这一笔钱？老先生说，以他女儿的经济状况，这不可能！我建议他说，老先生如果有喜欢文学的儿女或其它亲属的晚辈后生，可以把文稿留给后人，由后人加工润色，达到能出版的水平后，再去找出版社交涉。我坦诚地说，作为文学作品，这部书虽然达不到出版的水准，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所撰写的亲历事件，至少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你也可以把书稿送到文史资料部门去，看看能不能为书稿找个出路。当然，在说这话时，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部文稿果若真的落在文史部门的手上，其最终命运又会如何？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我总是在替老人宛惜。我觉得现实对于老人来说，似乎残酷了一点：花了那么多年的心血，倾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撰写出来的长篇小说，居然没有付梓的机会，真的是很可惜。而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更是一种没有回报的、无效的劳动。我在编辑部工作，经常要处理掉许许多多作者费尽心血所创作出来、但又达不到杂志质量要求或不合杂志使用标准的稿件。这事就更刺激我去不时会去想那本老人写的书和老人的命运，以至给自己心中平添了许多沉重感。
其实，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功亏一篑，没有偿到胜利的喜悦或成功的果实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我们也许可以变换一个角度去想：何必去管他出不出版呢？何必去强求命运不愿意赐予你的东西呢？一个人做了一件自己觉得有趣的、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投入了，努力了，让生命充分燃烧，让一个个日子变得充实，人乐在其中，也就行了。比如，中国那不争气的男子足球，虽然屡屡让国人、让球迷伤心、失望，但他们还不是一茬人接一茬人在投入、在支持？从这个角度去想，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于少数幸运的成功者来说，他们的成功，是由许许多多失败和失败者铺垫出来的。
当我这样去想时，心中的那种份沉重感就会减轻一些。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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