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莫高窟的窟霸乐乐火了。出生在莫高窟，5岁时养它的张叔退休回城里，带它回去第二天，它却自己徒步两天走回20多公里外的莫高窟。每天早中晚，乐乐都会绕着窟区走一圈，以前是跟妈妈一起，妈妈去世后，乐乐大王和他的太太旺财，还有他们的儿子小大王，一家三口守护在莫高窟。一早巡完山后，8点迎接上班的通勤车，11点出现在员工餐厅。
有人问莫高窟的工作人员：乐乐到底是溜达还是真巡逻。得到的答案是：后者。这不仅让人想起了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张大千。
一
1943年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隆重开幕，展出21幅作品，最大者高一丈、宽一丈九尺。1944年1月25日，成都，《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开展，展出44幅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敦煌壁画、彩塑的巨幅照片20幅。
这是敦煌壁画首次大规模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时之间引起震动。于右任称赞他是“飞扬世界不寻常”，徐悲鸿赞叹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曾对此作出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张大千在敦煌前前后后历时近三年，临摹各个时代的代表壁画300多幅。1963年，莫高窟在进行大规模维修时，主要的参考工具，就是张大千的这些画作。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
抗战初，张大千居住在苏州网师园，与著名美术教育界叶恭绰比邻而居。叶曾经数次对张提及：中国的人物画的盛期在唐朝，要想临摹唐画，就得去敦煌。
之后不久，张大千回到了成都。在这里，他偶然间遇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肃)宁(夏)青(海)的监察使严敬斋，他用切身经历告诉张大千敦煌艺术的伟大，并告诉张，敦煌被没有被盗掘一空，还有很多精品，这让张对敦煌的向往之心更加浓烈。
最终让其下定决心前往敦煌的是，1941年李丁陇在成都与重庆的画展。在此次画展上，张大千看到了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技艺要想再提高，只能去敦煌。于是在1941年5月，在国民党元老张群的支持下，张大千携第三位妻子杨宛君、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刘力及工匠正式启程从成都赶赴敦煌。
据张心智回忆：“到达了目的地莫高窟，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当晚住宿在下寺。父亲和范老先生（张大千在路上偶遇的甘肃著名书画家和诗人范振绪）稍事休息，便急切地带了电筒、蜡烛开始参观下寺附近的一个大石窟。这座石窟高大且深，又因为是夜晚，石窟里更加漆黑，但从微弱的光圈中，能看出石窟中间是一座倚山而坐的大佛，高达数丈。在石窟甬道的北面有一小耳洞，父亲进入耳洞用电筒四面照看，在正面墙上见有彩绘侍女一身，面部丰满，眉目清秀，服饰线条柔和而有力，一手持杖亭亭立于菩提树下。父亲赞叹不已，反复观察，久久舍不得离去。”
回到住所，张大千对张心智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石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来走马观花，往返三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
没曾料想到，半年时间还不够，直到1943年11月才离去，历时近三年。因为敦煌实在“太美”了，让张大千在这里寻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三
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之西北风沙大，很多洞窟积沙并有倒塌的风险，张大千首先对其清理及加固。如此同时，又对洞窟进行了统一编号。
起初，莫高窟是有编号的，编号者是法国人伯希和。只是法国人伯希和的编号，是为了他偷盗莫高窟的瑰宝而用，并且还是由北向南，不符合石窟的开凿历史（由南向北）。光给石窟编号及清沙，就整整花费了张大千五个月的时间。直到如今，张大千的编号仍在使用。
在荒滩隔壁间工作三年，可想其辛苦如何。夏天犹如烤炙，冬天如坠寒冰，并且还有土匪的威胁：
1943年3月22日清晨，忽然有土匪来袭，张大千一行人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大千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
由于莫高窟都是坐西向东，只有上午阳光才能照进洞窟，如果在洞内点灯的话，又会熏坏古画，所以每天张大千一行人都是上午抓紧时间工作。为了提高临摹的质量，张大千还高薪聘请来喇嘛画师。正是他们，解决了张大千的一大难题：让临摹画作没有鲜亮颜色，更接近原画的陈旧感。
1942年6月初，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敦煌视察，张大千向其提议，应该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借以保护敦煌这座无价宝库。此举，得到了于右任的大力支持。1943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在敦煌成立保护机构。
四
在敦煌，张大千不仅仅有正面形象，且伴有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就是破坏！
张大千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曾叙述：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看明白了没有？张大千是把旧画剥除才见的新画！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西北考察团前往敦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张髯大千”：
“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在当时，张大千的这一行径，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愤慨，这里边就包括傅斯年、李济等著名学者。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短评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赞美与争议并存。是他，将敦煌艺术之美，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1953年及1955年，儿子张心智与其曾正容秉承其意愿，两次将留在大陆的壁画临摹品220件全部交给国家，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1968年11月，张大千将携带的壁画临摹品62幅全部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院。
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对敦煌艺术的破坏。这个破坏，完全是根据其个人的喜好进行“修剪”，致使后人再无法窥探其全貌。与此相对比的，是曾主持殷墟发掘工作的李济给考古学界定下了一条铁律：凡是做田野考古的都不藏古董。
在这点上，李济的境界无疑比张大千高出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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