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
市场经济是中国不得不走的路，契约精神则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一道长城。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旋涡中心不仅仅是这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是我个人无法抗拒的政府力量，还有市场的力量，而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的力量。
急于求成让人难免失去聪明，乱中求静才能避免失误。
不管一个项目可能产生多少利润，有多大的诱惑，或许没有法律上的风险，但如果合作方没有市场中最基础的契约精神，就永远不要合作。所有的市场交易中最起码的一条合作底线就是绝不要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说白了就是绝不能：与不讲交易规则的骗子打交道，尽管你可能比骗子更聪明，你也许有充分的法律意识保障你的利益不受损失，但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防一个站在你身边的骗子，并且这个骗子靠你的劳动获取利润。更不可为了完成一个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进坑里，把牢底坐穿。
做生意谁都想多赚一些利润，这无可厚非，但合法守信是立市之本，用欺骗、权势和垄断牟利则不可取，用愚弄某一方的方式显示强势政府的能力更不可原谅，但现实的中国恰恰常常遇到这种因政府缺少诚信而让投资者很无奈的情况。
真正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扩大市场占有率并树立企业品牌的商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只有当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契约精神赢得客户信赖时，企业才可能有品牌。
许多人将“无商不奸”挂在口头上，并认为价格是证明一个商人是否是奸商的标准，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和稀缺性决定的，高价格一定是由消费者提高的，而供应者只能按质论价，价格在商品充足供给时只会越竞争越低，而不可能越竞争越高。就像我国的稀土资源，稀土在世界上是稀缺产品，但在国内是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价格越竞越低，但在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竞争时，则一定是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比价关系起决定作用。
当商品明码标价时，则无奸可谈，消费者有权选择不买，如外国存中国销售的大量奢侈品的价格，远远高出国外售价，仍然销售火爆，因为许多中国人无条件在境外购买，只能在境内竞争，而价高者得。
中国的土地供给制度是垄断稀缺中的竟价，同样是价高者得，于是地价一路上涨，但土地的价格本应是由产出决定的，而产出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决定，当商品稀缺时，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商品房这个商品的价格既决定于土地的成本，也决定于供给的数量，更决定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能力。
只要市场中的游戏规则是公开透明的，那么商人获利多少就与奸不奸无关了，判断标准则是商人是否诚信，是否严格地信守契约，如承诺的商品质量和数量的保证等，而不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当购买关系形成价格，一定是双方同意才能成交的，而不可能是一方不同意而能成交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只有在达成一致时才会生效。
一面是供给，一面是需求，这两者之间本是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缺少供给就会抬高价格，价高就会吸引投资，供求平衡了价格才会稳定。但看得见的政府的这只手，总想用房地产来调节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如经济过热时要压缩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这样一定会造成市场中的不平衡。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为什么胡润榜上有许多的开发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除房地产外，中国几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都被政府垄断，个人无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润榜，如矿业、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有些煤贩子很富有但财务不公开，所以上不了胡润榜。其二是杠杆效应的规模效益，这个杠杆有二：一是生产经营中的杠杆效应，开发商可以利用银行信贷和购房人的预付款扩大生产规模，而其他产业很难利用这种金融的杠杆效应；二是上市之后的杠杆效应，让一些人的财富可以数倍或数十倍、数百倍地增长。其三是规模与营业额巨大。从单位上讲也许每平方米的房价比不上汽车，比不上许多产品的单值，但规模化的总值却无法估量，这就形成了规模效应，从行业上讲全国任何单一行业都达不到房地产行业的营业额能力，但生产周期长、单值毛利率并不能证明房地产业的暴利。
从俄、美、英、日、韩等国看，首富的前100名、200名中几乎没有房地产业企业家。越是完全开放的市场，越可以看出其他行业远超越房地产业的优势，因此不管房地产业自身如何开放和竞争，只要其他的行业仍被垄断和限制，那么最具竞争的行业就最能产生利润。
许多人不理解，不是房地产业在垄断，而是其他产业的垄断形成“山中无老虎”，才让房地产业“猴子称大王”，认为凡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必然是腐败或违法的。
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强制要求执行质量保证制度，如日本的开发商从不讨论质量，不管其住宅产业化率达到多高，都由施工单位保证质量，并有明确的处罚条款。西方国家同样有立法要求，除纯私人工程外，强制性要求有第三方的质量担保，克林顿任美国总统的8年期间，先后提到过两次质量保证问题，都是在全国性的表彰大会上，因为有严格的立法，所以不用操心建筑业的质量问题。
中国虽然十多年前就有建设部的条例、规章要求建设单位（施工方）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并有质量检查的制度，但实际上大多数建设单位只保留了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没有自己固定的建筑工人，工人都用包工的方式由农民工们替代了，因此罚无可罚，于是建筑工程都将责任转移到开发商的头上。
其实开发商只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不是建筑施工的产品生产者，产品是通过委托生产的方式由建设单位负责并保质保量的，就像委托加工产品，没有人会在委托购置飞机时考虑质量问题，恰恰在于有完善的法律保证。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是管理问题，与交易行为无关，放弃对质量的法治管理才会产生质量的问题。
没有调控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当市场好时，也许还暴露不出管理者的问题，企业经营得不错，业绩自然会掩盖矛盾，但当调控不当市场出现问题时。管理者的能力、创新精神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企业的发展不在于市场好的时候，而在于市场不好的时候能不能发现问题。正如在结婚后的蜜月中看不出家庭责任的承担能力，更多的考验不是蜜月，而是过日子；更多的不是在顺境中看真情，而是在逆境中识朋友，过日子，特别是过那些平平常常或有点波折的日子时，最能体现和检验真正的责任感。家庭中夫妻之间是如此，企业也是如此，甚至家族式的企业同样是如此。
有些人可以一起过苦日子，用零工资去创业，但在一起过不了好日子，会在有利益冲突时出现各种矛盾，还有些人则可以一起过好日子，混饭吃，但一遇风吹雨打，就各奔东西了，这两类人大约都无法长久共事。
任何企业的管理者都不是全能的，但企业的管理层要学会的是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管理岗位上，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就像下一盘棋，让每个棋子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各自的作用。车、马、炮、象、士、卒各有各的功能，不仅是个棋子的功能大小问题，而是全局一盘棋，各自摆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不是评价某个人的人品好坏和是否有犯法、犯规的行为，而是要摆在合适的位置，用人不偏不倚，既要识人，又要识术，更要因才而治，这是一门艺术。
一位曾经的老领导对我说过：“要有处长之才，才能干好副处长的活。”才要高于岗位半格才能胜任，不是当了处长才有处长之能。否则既难为了下级也难为了上级，培养干部是应该的，但不能让其负担与能力差距过大的责任。将不胜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不是培养而是折磨。
这位领导也曾说过：“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时间长了，就自以为劳苦功高，会产生惰性。这种人如果不能再产生动力，就必须换掉。”中国文化传统中，最难搬动的往往就是这种老臣，因为顾忌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老臣亦常常阻碍着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关键在于顺势而为。
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高速增长中的前两个阶段，一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二是中小城市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每年不但有数亿的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城市间的人口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由流动着。
不同于外国的是，中国有着严格的土地国有与集体所有两种限制，国有土地属于城市，可以合理合规地建设大产权房、商品房，可以自由地交易，而集体土地上则只能建设小产权户，非商品房不能自由交易，于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产权制度上看就成了必然。
不同于外国的是，中国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而户籍制度的背后，则是公共福利的配套，城市户籍可以超越农村户籍享有教育、医疗、劳保、退休等多项特权，但农村户籍则缺少这些福利，于是农村人口当然要向城市移动并力争变成城市户籍。
不同于外国的是，中国有着严格的政府资源管制，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配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甚至什么医院配什么样的医疗检查设备，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于是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而要想分享这些教育与医疗资源，农村人就不得不拼命挤进大中城市。
不同于外国的是，中国有着各种审批与审核的分配制度，如向中央申请项目与资金，就要先一级一级地申报，最后变成跑“部”“钱”进，这些权力都逐级变成了大中城市的集中度体现，因此中国的城市按管理的权限而自觉形成了等级资质。
与国外相同的大约是，城市的集中度越高，市场的机会越多，钱、权、银行、机场等大多集中于大中城市之中，尽管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但机会和收入同样更占有优势，这就如同在人口较少的农村不可能有大量的第三产业，但在人员流动的机场，则靠擦皮鞋也同样能发财，做小买卖等小服务在大中城市中，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收入。
国家机构、政府机构当然也大多集中于大中城市中，当公务员的机会也远远多于农村和小城镇，毕业之后留在大中城市，自然也是大多数大学生们的选择。
正是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垄断性，人口密集地向大中城市集中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户籍管理的限制条件，靠什么来平衡这种人口的流动呢？在全世界都一样的是生活成本的接受（或称支付）能力，而所有的生活成本中最刚性的就是房价和房租。
通常而言，房价高的地区房租就高，租不起大中城市的住房，就只好选择离开房价就成为保护这个城市公共资源分享的防护墙，市场用价格来配置资源，同样，市场也用价格来分配资源使用的权利。
谁都知道，大城市会有道路交通拥挤的“城市病”，因为道路资源有限，而人流动无限，那么这种资源的使用就只有靠价格来调节。一是对使用道路收费的价格调整，一是用房价来限制人口的无限流入。
谁都知道，大城市中的公共资源好于中小城市，可这种资源却无法让所有人都有能力分享，于是房价就成了一道公共的门槛，让有支付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城市，而限制了一部分没有支付能力，并需要增加政府保障性支出的人进入。这种市场自然的调节，虽然并非一种强制，却是减少大城市病的一种必要。重要的是政府应改变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
中国部分重点的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等特殊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人口输入性矛盾，也恰恰是这种人口的大量输入，导致这些大城市的房价过高。相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也许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要跨越这道门槛，要分享这个城市中历史沉积下来的红利，外地人要支付远比当地人更高的成本，付出更多的代价，因此他们也必然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样房价就不再以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而是以那些必须支付高成本人的支付能力而定价了，土地价格如此，房屋价格也同样如此。当资源不足以满足更多流入人口和当地增长的消费能力时，就不再是平均分配，而是满足于这道门槛的要求被无形中提高了。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开发商这个行业，所有的人都无法解决住房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并没有解决城镇化的发展问題，同时也未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取消福利分房的改革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的一种改革，也正是这种改革，才让所有人能摆脱住房分配的约束，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人，恢复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否则就将永远被福利分房捆在无法自由选择的单位分配上。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分工组织，但长期的雷锋精神的愚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似乎让营利成为了一种不道德的品质，让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了“可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特征。长期的计划经济观念，总让一些人指望着可以退回到无偿的社会福利分配时代，以为因市场经济而带动的住房生产可以无偿或低价地进行再分配。当企业不能通过市场盈利而满足股东的回报要求时，仍会有大量的生产与产品服务吗？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市场经济是靠盈利能力来吸引投资扩大生产的，资金总是流向利润与效益较高的行业，这样才能通过价格去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当产品供应不足时，则价格上涨，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以扩大生产；当产品供给过大时，则价格下降，排斥一些投资的进入，使产能过剩得到调整，而恢复合理利润，这种市场的意识与调节，恰恰靠的是价格与利润的关系，即所谓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市场开发商的工作是生产最好的产品，以提高社区或城市的价格，也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成为城市的雕塑或标志，政府的调控政策似乎却总是强调价格与民众低收入的关系，而不能从提高民众收入上解决问题时，就用抑制商品的价格来迁就不能提高的收入，政府的调控政策并不希望开发商产品的创新、节能与环保会提高房价，既不想降低政府从土地中获取的大量收入，又强制市场不能提高商品价格，那么这些产品又如何能提高城市的价值呢？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会欢迎开发商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建设一堆持圾，相同样没有一个社区会愿意和同意与一个会让自己购买的住房贬值的楼盘为邻，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会因新的楼盘而改善和升值，但中央政府和那些没有购买房屋或尚无力购买房屋的人们却在拼命地用价格作为拦路虎，试图挡住任何的进步，也许他们也在期待市场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他们同时期望这些更好的产品，能有一个比那些较差的产品更低的价格。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向社会中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这些保障性质的产品不应高于购买商品房的消费标准，政府却希望市场能自觉地替代政府的责任和财力，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比纳税人自行购买住房更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不惜采用各种行政干预的手段来限制市场中的合理价格与合理消费。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看，找不出任何对政府以控制价格为目的的调控政策的合理解释，而只能看到政府为逃避自身责任给出的理由，当政府试图用土地的垄断供给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财力，又不肯将这些财力用于向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保障时，就只能将承担这些保障的成本转移给社会，转移给市场，转移给消费者，用抑制消费的方式，改变市场中短期的供求关系，以行政的手段转移社会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和住房供不应求的主要矛盾。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民与商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且商将民称为“上帝”，岂有商得罪于民的道理？但现实之中商被当成了奸商，民与商之间形成了对立，请问如果是自由的市场，民会选择奸商吗？可如果这个市场中就只剩下一个对立，请问如果是自由的市场，民会选择奸商吗？可如果这个市场中就只剩下一个全都是奸商的行业，那么就一定是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政府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不用法律对奸商进行约束和严惩呢？为什么政府仍在与奸商们进行着各种交易呢？
美国人更看重的不是钱物，而是知识与文化，在学校中更是如此。他们对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的崇拜，远远高于对身外之物的财富的追求。
如今中国又到了再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许是件更为困难却更为重要的事，早期中国的改革只解决了打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制度矛盾，但这种改革开放仅限于部分经济领域，并且是在产权制度没有彻底打破公有制的基础上，作了些民营的补充。但当政治体制不改革时，这种公有与私有经济的冲突不断出现，也因此有了“国进民退”的变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经无法用经济制度的改革来推动，而是必须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了。
有宗教信仰的地区或国家，这种不同阶级、阶层的普世的爱，远远比恨要多，从事公益事业首先需要的就是这种大爱无疆的情感，否则是做不好公益事业的。
中国以应试教育为主，将孩子们都培养成了考试的机器，忽略了他们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训练，则很难让这些学生融入社会之中，甚至让这些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面试，在官员或评委的面前，无法展示出本人的基本素质，让许多在学校成绩不错的学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
从中国整个的受教育程度看，不是中国的大学人数多造成了就业的困难，而是中国的大学未能尽到教育的责任，让名义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并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与社交技能，缺少基础的训练，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面对复杂社会与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对挫折鼓起勇气站起来的能力。过多的依赖，让多数人只盲从而不能独立竞争，以至于拿着高学历，却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出现过许多败落与自杀的现象。
开放式的教育制度，更多地让学生去组织和体验自我组织活动的能力，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的效果，远远好于将学生当成绵羊圈养的结果。没有经过摔打的历练，很难让学生们变成有用之材。
所有的教育又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当一种政治制度无法向学生提供一种全世界共同的学习与研究环境时，就必然会只输入一种单一观念，如坚持某一种主义。学校无法平等地让多元的思想进行博弈，尤其是无法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地表达，那么就不可能碰撞出生命的火花。学生都只能在传统的教材、统一答案的标准模式下，像产品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同一种标准的模块式人物，那这些人就大多只能是人力，而无法成为人才，反倒是一些叛逆者成了奇才。
同时，由于政治上的不开放，许多陈旧的教材不断重复着错误的理论和非客观的历史，让学生从认识方法到最终结论都无法更新，更不用说创新意识了。一些学校还错误地以为可以在学生的学习期间鼓励他们技术创业，而不是鼓励他们参与更多的自我组织的社会活动，反而让这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发财最为重要，技术最为重要。
其实，培养人的社会组织能力与风险承担能力是建立团队与从事经营活动的基。企业没有组织能力，再好的技术也难以变为市场中被接受的产品，更不可能有更大的推广。我始终认为，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和组织能力是教育的核心。
城市化发展的四个过程中，第一是农村向城市集中，第二是小城市向大中城市集中。目前中国已处于这两个发展阶段之中，但土地制度和非别墅化，让第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的过程中断了，城市郊区的土地性质让这种转移成了梦。城市四周农村实行的土地所有制不但让财富向郊区转移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也让公共资源和其他资源向郊区的转移难以实现，最终就更不可能实现合理的城市群概念。
不科学的行政手段无论如何都绝不会是滴水不漏的，或者逼良为娼，或者狗急跳墙，或者由小洞而变成大洞，总之不会正常地达到其政策目标的预期，都常常节外生枝，顾此失彼，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后遗症。
世界各国征收房产税，因为土地的产权是私有的。当政府的投入改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时，政府有权分得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免除了其他各种间接或直接的税种，而将大多数地产税变成了唯一的房产税，因此在许多国家的地方财政税收中，房产税成了接近于100%的税收来源。中国的土地是租用的，并且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使用租金（按复利计算相当于无限期的租金）却没有土地的财产权，房价中大量的价格组成来自地租的部分，又不是完全的财产权利，当然也就没有按财产价值纳税的道理，尤其是各种其他的间接与直接税众多，再对财产权利征税就相当于掠夺民财了。如国外征收房屋财产税的国家在个人收入从货币资产变为房屋资产时都减免个人收入所得税，因此有理由对免税形成的房屋财产征收房产税，而中国的房产形成之前早在货币收入时，就纳过个人所得税，对缴纳过税的钱转换成的实物资产（一种使用权的资产）再征税，当然是一种抢劫式的征收，更为不合理了。
许多城市将限购作为防止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措施，因此对非户籍人口做了严格的条件限制，其实市场经济正是用房价作为一道门槛来防止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这本是个自由选择的最好方式，却因为博得了民众喝彩的“好名声”而被当权者否决了，反倒要人为地压低房价，同时用提高非市场化的行政门槛的方式将非户籍人口挡在城市之外，还要让非户籍人口缴纳多年的社保和个税才能换取购房的资格，在国内迂徒，却要为购房资格付费，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恶政了。
过去我说过，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到中城市去购房，小城市购不了房的回农村，招来众人的臭骂，我说的是城市房价的门槛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这是市场竞争的本质，但现在政府说只要你没有城市的户籍就回原籍去，回农村去。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政府更狠心呢？要想进城先交门槛费，这个门槛费也许比房价更高，因为房价再高都是财产的一部分，并且会升值，带来更多的财产性收益，但是所谓的纳税证明和社保缴纳却不是财产的一部分，更不会带来财产性收益，也许只是上缴的钱，没有任何的回报，奇怪的是，一些人却在拥护这种无耻的限购政策。
为什么这种残酷无理的行政干预反而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护呢？当眼前利益迷住了一些人的心智时，他们已经不会用头脑思考问题了，而只会用屁股坐在那一边去判断了，因此他们更推动和帮助了政府无情地破坏着市场的机制和掠夺着民众的财富。
一个涉及整个国家的住房政策，却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只用政府的强权和个别人的意愿就贸然做出决定，只能说明当将经济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时，必然会出现巨大的偏差，即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可以勉强执行，也会留下更多的后遗症，让经济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之下，不断地暴露出问题。
也许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任期制所造成的恶果，本届政府只考虑当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尤其是没有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民众对行政错误的追查能力，政府可以不计后果，即便当期执政期间的负面效果出现了，也可以将所有可能产生的矛盾，扔给下一届政府。
正因为如此，从没有人对过去的调控政策进行评估，也无法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于是这种为换取一时的民心而出台的错误政策就一出再出，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改革之路，弄得七扭八歪，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人的生存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的工作与事业也一定是有起有浮的，但生活则要靠内心来把握，不能因为外部事物的影响而自乱其身。尤其是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与．，更要把持住自己。
当船行入大海之中时，最怕的是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方向和动力。我们不管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不能放弃既定的目标，更要找到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支点。家庭、朋友之间的交往，恰恰是摆脱困扰、放松心灵的港湾，在匆忙应付四面八方的冲击中，给自己留下一个平静而快乐的空间。
一个国家总理利田丰富的行政权力，下发了无数个控制房价的行政管理文件，来约束市场的房价，却都无法抑制房价上涨。一个无任何政府职权的公司经理就能操纵房价，让它高就高，这难道不是一个国际笑话吗？其实真正能决定房价的是“市场的力量”，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是说出了自己对市场的理解与判断，并根据市场中的供求关系预测了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对价格产生的影响。但这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结构的环境之中，却变成了对价格的一种“操纵”？
将路上的危险告诉大众，虽然也会有人说你多管闲事，或说你故弄玄虚，但当这些人因你的警告而规避了风险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感激你的提醒，这就像现许多人在期待房屋降价，希望能用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生活，但看到房屋涨价了而归罪于你，但也有更多的人正因为听了你的分析而提早购买了住房，避免随后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会因受益而认可你。其实生活中你也许听不到这些感激的声音，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这些感激，但你的提醒、你的真话确实可以让无数的人从中受益，这样你就对社会履行了你的责任。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佛语并非单单鼓励人做牺牲，更多的是让人能负担起责任，有宽容之心。某些事总要有人做，许多人不想做的而又必须做的，那就我来做，这可能就是责任的承担吧。当我放下了虚荣和面子，当我理解了这些骂人者的心情和初衷，我就理解并宽容了他们。海之所以大，恰在其可容万物。
对待微博，其实跟对待人生一样：微博中害怕被责骂，就难以进步，更难以承担责任；生活中不能正视困难、挫折与失败，也同样难以进步。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如微博上与社会上总会有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对间题的片面了解发表言论。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与认识。
能留下根的是那片沃土，能留下人的是那份情感！
总是要离去的，但情感越深则留住人的时间越多。
一个企业的核心在于20%的高管和中管（全高端技术人员），这些人的创造性、风险决策判断能力、寻找机会的能力、有效的组织实施能力等，决定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些人才称得上是人才。而其余约80%的人大多是执行层面，或称“劳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因此在确定了企业的整体目标和方向之后，最高管理者只负责监督与控制全局。对能提拔到高层的人员，大多应给予充分的发挥空间，应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管理。在充分的授权的情况下，让高层管理人员去指挥和决策，而非最高管理者对高层管理人员指手画脚、教他们如何管理，更不是极度的不放心的直接操控。高级管理层不是只出力而不出思想、不出创意，否则这个企业就会没有凝聚力，并僵硬死板，缺乏活力。
中层管理层是上下之间的连接，更是执行的主力，因此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口一部分激励与处罚的权力。对中层用“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思想管理，正是要对他们有充分的信任，而不仅仅是严格的监督与约束。比如对中层及以上的人员不要求打卡，要相信他们为完成任务主动加班的时间会比迟到的时间多。考核不是以时间来约束和要求，而是以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与节点来控制。使中层人员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下层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是执行力的最基础部分，因此会用法家的“人之初，性本恶”管理，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进行约束。不能有过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必须严格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按时打卡，保证工作时间，并对加班加点给予奖励。由此我也同时做出了责任的限定，即“领导者决策，由领导者承担决策的责任，执行者只承担执行中的责任”，这样就解除了执行者对决策错误引起的执行责任的担忧，可以尽心尽力将工作精力放在执行层面。如生产什么是上面决策者的事，而生产质量的好坏和进度则是执行者的事。分解了不同责任的同时，强化了执行的坚定性和必要性。
我说可以比喻为“佛”，即下级有间题与疑惑时，可以问“佛”，“佛”指出一条萌路。就像百姓们会到庙中祈求佛的指引，百姓们可以不信佛，但可能在有疑难问题时找个心灵的安慰。这种所谓的保佑，正是一种精神的依靠和疑难时的帮助。
“神”和“上帝”在不同的信仰中都是无所不能的。最无所不能的不是体现在具体的事物，而是体现在一种超越平凡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称为“归宿”。当人的灵魂有归宿时，他才敢放开月旦子去现实中拼搏。就像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可以在满身创伤时回到平静的港湾中补充给养，再战海上。
越是公开透明的制度，越是尽可能不管的放权，你的管理才越具有权威性。
人性化管理和绩效考核是相辅相成的两种策略，缺一不可。前者更多体现的是家长的责任与爱护，后者则是打铁成钢的鞭策。仅有前者则爱之多而无约束，仅有后者则冷冰冰而无温暖。过度的溺爱会给人惰性，使人缺少吃苦的能力和拼闯的独立性；过于注重绩效的考核则会让员工变成只为目标工作的机器，缺少了团队精神和合作，更没有家的归属感。只有当两者有机结合时，企业才不仅有每个员工的战斗力，并且有凝聚在一起的合力，不是五指分开，而是攥成一个拳头。
干部不分级别大小，都是为革命做工作。干部的级别只是一种责任的划分与承担，级别越高责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负党的信任。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从一个旧时代，为解救中国人脱离日本人的奴役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而每一次都是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走出了阴影，实现了胜利，故而产生了一种虔诚的迷信，他们从没有吃没有穿的绝望看到了今天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变，因此，他们更相信，党可以领导好这个国家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也一定能从落后变成先进。
年轻的一代人似乎没有权利去嘲笑他们。他们确实没有机会去学习那些在今天的世界中早已成为常识的科技知识，他们也不再可能通过知识的更新改变原有的观念，他们几乎全部的心血与精力都倾注于那个早已过去了的时代，他们早已没有能力再更新自己的大脑与体能了。他们看到的都是比过去更好的进步，又如何让他们知道和比较，中国在这个世界的发展中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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