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堂上，学生能够学到什么？教师有几种类型？科学能够给个人生活实际带来哪些积极的东西？哪些是科学回答不了的问题？应该从何处寻找答案？
韦伯认为，学生来听课，可以学习到分析和确定事实，但难以增加阅历。增加阅历，是领袖才能给予的，教师给予不了。
韦伯认为学生的错误在于：他们期望从教授身上寻找的的东西，其实是领袖才可能具备的。韦伯以美国孩子的状态举例。相对于德国孩子来说，美国孩子学习的东西少得不能再少，虽然考试多得惊人，但并没有变成学校生活意义上的绝对的考试人。这是因为以毕业文凭为进入官职俸禄王国的门票的科层官僚制在美国刚刚开始。
美国孩子对老师的看法是：有两种教师，一类是绝大部分教师，他们为了我父亲的钱卖给我知识和方法，跟卖菜婆卖给我母亲菜完全一样。一类是具有领袖身份特质的教师，例如足球教练(或者体育方面类似的人物)。除了具有领袖身份特质的教师，他不过是个教师，别的什么都不是。美国年轻人不会让他（教师）卖给自己“世界观”或是一套生活方式准则（德国的年轻人也不会）。
韦伯认为，学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来听教授的课，要求我们（教授）具备领袖素质，但事先却没有告诉自己，100个教授中有99个不但不曾也不能以生活的足球教练自居，而且根本不曾也不能以生活方式领袖自居。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具有领袖素质。使一个人成为优秀的学者或大学老师的素质，并不是使他成为实际生活方向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领袖的素质。如果一个老师同时也具备了领袖素质，那纯系偶然。
韦伯认为，讲台下的人，不应该期望讲台上的人以领袖自居，讲台上的人，也应该清楚自己不能扮演领袖的角色，因为讲台是这样一个场合：在这里，所有听众，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只能沉默，这里绝对不是提供证明的场合。
一个教授，如果感到有义务给青年当顾问，并且受到他们的信任，那就愿他在与他们倾心交谈时完成使命。如果他感到有义务干预世界观和立场观点斗争，那就希望他到外面生活市场上去做这些事，在报刊杂志上，在集会上，在社会团体里，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科学究竟给个人的实际“生命”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呢?
首先，科学带给我们某方面的技术知识:如何通过计算来把握生活，把握外在的事物以及人们的行动。
其次，科学带给我们获得菜的手段，即思维方法、思维工具和思维训练。
第三，科学带给我们明白，即碰到价值问题的时侯，可以采取不同立场，而且为了贯彻立场，还得采用相应的手段。
第四，科学告诉我们，如果要达到目的，必须考虑到按照经验会产生的伴生后果。
第五，科学告诉我们，实际立场只能靠精神的一贯性从终极世界观的基本立场推导而来，不能从别的什么东西推导出来。
韦伯认为，如果一位老师做到了这点，他在为“道德”力量服务:为使人明白，使人有责任感而克尽职守。他相信，越是注意避免从自己方面强迫或者暗示听众接受某种立场，就越能够作出这些道德贡献。
韦伯认为，他的见解，是以生活这种基本事态为出发点的，只要它的根据在其自身，由其自身得到了解，那它就只知道诸神之间的永恒斗争，一抽象地说:对生活可能采取的各种立场的不可调和性、斗争的无结果性，亦即在它们之间作出决择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是否值得成为一个人的“职业”它本身是否拥有一种客观上有价值的“职业”，这又是一个在教室里无言答对的价值判断。因为肯定的判断是教学的前提。我本人已经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韦伯给了年轻人一句话：“当心，魔鬼，它老了，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里不是指出生证明书上的年龄，而是说:如果要和这个魔鬼较量，那就不能临阵逃脱，一一这是今天常见的一，而是必须从头到尾看透它的伎俩，以便发现它的强点和弱点。
韦伯认为，学术，今天是一种按专业划分的“职业”，其目的在于认识自己、认识实际中的联系。它不是先知先觉们施舍救世仙丹和启迪昏噩众生的隆恩大礼，也不是智者哲人对世界的意义进行的思维的组成部分，一一它自然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就不能摆脱这种事实。
韦伯认为，科学回答不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应该怎样安排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先知或救世主才能作出答复。然而，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既无上帝又无先知的时代。同时，也不要指望教授在课堂上扮演小先知这个角色。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呢？作者此处未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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